2006年3月22日上午9点30分，教育部组织著名语言学家与记者见面会，介绍纪念国务院发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线周年活动并对做好此项宣传工作提出建议。中国网进行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五、请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介绍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制定和语文工具等有关情况。

  六、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会长陆俭明介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等有关情况。

  [周有光先生简介] ：周有光先生是卓越的语言文字学家。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1923年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经济学。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读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1927年至1948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1955年奉调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先后担任文改会委员和副主任、国家语委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汉语大词典》学术顾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委员、《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兼教育组副组长。周先生至今仍在语言文字学领域里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特别在中国语文现代化、比较文字学等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周先生先后发表《汉字改革概论》《新语文的建设》《世界文字发展史》《现代文化的冲击波》等专著20余种，论文近400篇。

  半个多世纪以来，周先生在语言文字学领域里一直进行着广泛的探索和创造性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和比较文字学方面成就卓著。周先生是我国语言规划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的语言文字学理论对我们实施国家语言规划，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他提出，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基本内容是“语言通用化，文体口语化，文字简易化，拼音字母化”，信息时代应增加“中文电脑化”和“术语国际化”。

  周先生对于推广普及民族共同语有全面而详尽的论述。他指出：“一国人民，如果语言彼此不通，那是一盘散沙，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推广共同语是国家现代化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先行工作。”他还说：“‘文明古国’要想成为‘文明今国’，不能不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现代化’必须以‘教育现代化’为基础，‘教育现代化’一定要做好‘语文现代化’的准备。”周先生认为“语文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就是普及现代共同语，学校、公共场所和集体活动一律说共同语，实行共同语和方言的“双语言”制度。他认为，“语音标准是否确定是共同语‘成年’的标志；共同语是否普及，首先在全国学校成为校园语言，是教育‘成年’的标志。凡是认真工业化的国家都以普及共同语作为建国大事。” 周先生还提出普通话普及的标准，即“全国学校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全国公共活动以普通线

  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创制人之一，周先生在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的功绩已载入史册。《汉语拼音方案》以其国际化、音素化的严密设计，使得不能准确表音的汉字有了科学的注音工具，更使扫除文盲、推广普通话、索引排序、工业产品编码、制定旗语、灯语、手语、盲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有了强有力的工具和凭借。《汉语拼音方案》诞生后不久就成为用拉丁字母转写中文的国际标准。特别是计算机应用普及以来，采用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在中文信息处理技术方面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为汉字信息化、汉语国际化、普及普通话和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章太先生简介] ：74岁，福建永春人，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中国语文》副主编，国家语委副主任兼秘书长，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中国地名委员会副主任，日本国立一桥大学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客座研究员。现任国家语委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应用语言学会会长等。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著作有《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语言规划研究》等多种语言学和方言学论著，论文百余篇，与李行健合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与许嘉璐合编《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丛书》。

  [李行健先生简介] ：70岁，重庆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0年起历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语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国家语委委员，现任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语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语文报刊学会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等。长期从事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主要著作有 等，并发表语言文字论文百余篇。主持完成国家标准标准项目《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主编完成国家语委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常用词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及《中学生规范字典》《小学生规范字典》《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等多种语文工具书。

  [傅永和先生简介] ：65岁，北京人。1966年起在国家语委工作，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处处长，国家语委秘书长、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司司长，现任国家督学，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主编《汉字属性字典》《现代应用文体及经典范例全书》，主持制定《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多种语言文字规范标准。

  [陆俭明先生简介] ：70岁，江苏吴县人。1960年起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大计算语言学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会员，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曾多次赴美国、日本、泰国、新加坡、挪威、韩国及港台地区高校讲学。陆先生的研究方向是现代汉语句法、现代汉语虚词、对外汉语教学、中文信息处理以及中学语文教学等方面。主要著作有《现代汉语句法论》《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陆俭明自选集》及与他人合作的《现代汉语小词典》《现代汉语虚词例释》《现代汉语》《虚词》《现代汉语虚词散论》等多种，并发表语言学论文120多篇，主持多种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

  这是教育部第一位百岁老人的到来，对今天来的各位语言专家我们有一个书面材料和详细的介绍。在周有光先生的介绍里，你们可以看到，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有大量独到精神的研究，进入信息时代他提出应该中文电脑化和术语国际化。我听了这个词语，我觉得懵懵懂懂。我觉得这样一位学者跟着时代不断地与时俱进真的令人起敬。周老对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后辈是极大的鞭策。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的几位专家和学者和官员我做一下介绍：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副司长张世平先生，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陈章太先生，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也是老语委副主任傅永和先生，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主编李行健先生，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北大中文系教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对外汉语学会陆俭明。

  大家知道，今年年初是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发布推广普通线周年。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国家语委要在今年3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座谈会，回顾50年来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走过的道路，总结历史经验，瞻望语言文字在新世纪、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推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下一步的发展。

  到现在，我们全国掌握普通话的人口已经由建国之初文盲占人口总数80％以上——当时没有普通话普及的统计，但是我们想文盲人口占人口总数的80％以上，掌握通用语的人口应该更低于这一个数字——到现在，上个世纪末，我们的祖国在全部人口中间已经有53％的人口掌握了普通线％的人口习惯使用规范汉字，说明了我们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历史进展。

  汉字的规范化和普通话的推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2000年，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总结过去，开创未来，使我国的语文生活迈向信息化时代。规范汉字，包括简化字和常用字在我国大陆已经通行，小学教师说简化字好教，小学生容易学、容易写。许多种古典书籍已经翻译成白话文。简化不妨碍书法艺术，书圣王羲之经常写简化艺术。要求大众能够看懂，易用规范汉字，平常记录的电脑化，遇到生僻字不利于输入电脑，今后姓名用字应当以通用汉字为先。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过去大多数人民是文盲，今天大多数人民正在接受基础教育，这是我国文化历史的巨大变化。普通话是汉民族的共同语和中国国家的共同语，开展国家共同语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需要。长期以来推动工作迟滞不前，现在信息广播、移动电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全国学校越来越以普通话为校园语言，公众活动慢慢的变多以普通线

  各位记者朋友，你们好！50年前，也就是1956年，我们的祖国的国务院作出很重要的决定，并且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同时，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

  这两件事情，回头来看，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来，这标志着我们的祖国整个的语言规范化，包括历史上的，长期以来的语文革新运动，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最重要的标志是1955年同时召开的两个会议，也就是中央和国务院决定的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学术会议。这两个会议和刚才说的国务院的这两项重要决定，这几件大事，标志着我们的祖国进入了整个语言规范化工作，进入以政府为主导，有计划、有领导、有目标、有步骤、有措施的全面的展开。在我们中国历史上，在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来说，我们的祖国应该说是表现出一种很杰出的这么一种重大的事情。

  当时我们的祖国的语言规范化工作到现在50年，大致分两个阶段，“文革”前和“文革”后，这么两个阶段。“文革”前大致上又分两个小阶段，也就是“文革”前十五年，从1949年到1965年，1966年到改革开放的1978年。前面一个小阶段，应该说是我们的祖国的语言规范化，文字的标准化，是蒸蒸日上的时期，是在建立新中国、建设新国家这个大背景下，为国家全局服务的。

  50年代中期，党中央、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中央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政府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研究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所以，50年代中期确定的进行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和加强现代汉语规范化，这三项重大的语言规范化的任务，就文字改革来说，汉字简化，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文字简化包括对汉字进行整理，还有推广普通线

  但是，决定用“普通话”这个名称就是两个会议，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么两个会议上正式决定下来。同时在这两个会议，特别是汉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就给普通话作出很明确的界定，下了很明确的定义，就是以北京语音做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汉代白话文为语法规范。这三条规范标准，这个定义里面都包括了。

  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从历史上几百年当中或者说有国以来，虽然有某些规范提出过标准，但没这么系统、这么明确、这么全面的一种规范标准。所以这个是很重大的。

  刚才张司长说，前一段使用普通线年代使用普通线年以后，从清末以来就推广国语，已经有长期的积累过程。所以说，当时取得这个成绩是有原来一定的基础的。但是这一段时期我们是蒸蒸日上的时期，成绩最大的时期，这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呢？我们这辈人都经历过，1949年以前我们的祖国的语言生活绝大多数都是“单语制”，基本上以一种方言或者以一种母语在使用，双语，能使用普通话和国语的基本上很少。在少数民族地区既使用本民族语言又使用普通话的更少，绝大多数都是单语制。但是经过十几年以后，普通话在社会上使用的慢慢的变多了，逐渐向双语制发展了，既会说方言、民族语言，又会说普通话的人慢慢地多。我们要说，50年代当时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政府宣传媒介比现在的宣传力度还大，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成立专门机构，一系列的工作都跟的非常紧。

  “文革”后半阶段，一切工作都停滞了，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普通话推广工作或者其他的语言文字工作也都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是我们要说的一件事情就是，1977年，当时仓促颁布的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刚才说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是第一批，1977公布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公布不久以后社会反响很大，认为太仓促了，不够成熟，造成了社会用字的一些混乱。所以，现在社会上使用汉字有时候还会把第二批简化汉字少数的混在一起。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因为要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工作的一些方针任务的情况。因为国家前一个阶段是建立新中国、建设新国家，整个语言文字要为这个工作服务。到“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是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整个国家加强现代化建设，我们国家全面的发展各项事业，整个语言工作要服务于这个大局。所以党中央和国务院就考虑，从80年代开始酝酿制定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做了几年的调查研究，做了准备工作以后，在80年代中期，在1986年年初正式公布了我们国家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任务。

  这个任务的制定过程是经过了相当认真细致的调查研究的，反复的对一些问题做了讨论和研究。新时期方针很明确，就是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定，促进语言文字标准化、规范化，继续做好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发挥作用。这个方针和50年代中期的方针，已经是大大的发展了。

  第一个任务是做好现代化汉语规范工作，积极推广普通话。第二，研究现行汉字，制定有关标准，进一步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研究并解决实际应用中的问题，研究汉语汉字信息处理问题，参与鉴定工作，做好社会调查和社会咨询服务工作。核心就是推广普通话和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为现代化服务。这个工作改变第一个是作为现代化任务，第二加强现代化、标准化，第三提出语言文字为现代化社会服务，和信息化社会结合的更紧密一些。

  所以我们看到已经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我简单的说一个事实，当时制定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任务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的。比如说中央书记处，当时的国家语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意见提出了新时期方针任务的草稿，都是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审批的，来回讨论很多次。当时中央分管文化教育也包括语言文字工作的同志，他是语言文字非常内行的一位专家，很多次审查报告。比如说一件事情，到底方针任务当中提不提50年代声明，我们汉字改革要走世界共同的方向，这样的问题就向中央书记处汇报了不止一次。

  当然后来新的方针任务中没有提这个，有一个解释，是因为考虑到我们当前要做的工作，这是50年代也说明过的，要继续研究、讨论。比如说废除第二批简化汉字方案，是在1986年废除，向中央书记处多次汇报，我和傅永和主任到北戴河向乔木同志汇报，乔木同志提出废除二简的，要恢复一简的几个，我们的意见是最好先不动，但是考虑到要稳定一个时期，把简化字清理一下。乔木同志说“你们不能说服我，我也不能说服你们”，争论的比较激烈。

  乔木说“我们各自向中央书记处申诉”，过后他写了7页信纸的信。我给国务院写报告。当时的、当时的总理，当时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都讨论过。所以，新时期方针政策都是经过中央反复讨论审批的。

  从5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时期以后，就看出中央、国务院，我们国家对于语言文字工作是极其重视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我觉得很庆幸。如果回头说一个小事儿，当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也是50年代的任务，当时有一两千个方案，到底用什么方案，当时有用中英字母、罗马字，还有使用现在的拉丁字母，现在看来是极其正确的。

  谢谢陈先生，陈章太先生原来是我们国家语委的副主任，长期从事语言文字工作，陈先生给我们介绍了《汉字简化方案》出版50年来变革的有关情况。

  教育部长周济满面春风地健步来到会场，紧紧握住周有光先生的手，“您做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汉字简化字在新加坡有使用，在香港和台湾就没有用简化字，在香港推行比较困难。刚才提到简化汉字对国家的凝聚和统一都有很大作用。不知道几位专家对在香港推行简化汉字有什么建议和看法呢？

  简化汉字有一个政策，就是在我们内地简化汉字也是适用于现代汉语用字，古汉语用字不在其内。至于在香港，因为一国两制的关系，所以香港是不是使用简化字要由香港特区政府来决定。

  现在香港特区政府对普通话的推广非常重视，至于文字还没有考虑或者制定是不是使用简化字的政策。

  据我所知，已经有相当多的学校使用简化字，虽然特区政府没有明确的政策，但是在民间实际上已经推行了。汉字从甲骨文到篆书到现代不断简化，这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简化汉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好认、好写、好记。

  据联合国一个决定，从2008年后联合国使用的中文一律使用简体字。现在是两种文本，繁体字和简体字都有。

  最早是甲骨文然后是篆书，然后是隶书。最早不是繁，最早是图，是象形文字。文字本身有一个从繁到简的过程，我们现在发展下来相当一部分其实是历史本身已经有的，有一些以前叫“俗字”，比如现在“书”就是草书。

  台湾自己现在也在简，“台湾”这两个字现在很多场合和我们的写法都一样。至于香港、澳门、台湾，这个事情不能急，慢慢来，文字是使用的，使用过程中大家发现这个好，就用了。

  陆先生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汉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也是中国语言学会的副会长，刚才给大家提供的说明可能有点儿不一样，大家以这个为准。

  汉字简化对农民的扫盲起了很大作用，目前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请周老为农民朋友说几句线

  今天开这样一个会非常有意义，最近几天我看到季羡林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他说有两个青年到他那儿去，他问这两个青年“”是怎么回事儿？这个青年说“”就是文艺复兴。另外一个青年说“”就是文艺百花齐放。所以，经过“”多年，许多青年的确是不知道了，所以，开这样一个会很有意义。

  中国一向是农业国家，绝大多数是农民，可是多年来农民一直处在愚昧贫困的状态。现在，绝大多数农民都能受到基础教育就是六年或者九年或者更多的教育，这是很大的改变。汉字帮助他们学文化，拼音也帮助他们学文化。我们的农民要变成现代的农民，现代的农民了不起，因为随着科技发展，农业本来是落后工业现在变成了先进工业，农民的前途是非常远大的。21世纪是全球化的时代，农民的地位在中国将有很大的改变。

  （回答香港东方日报记者的问题）香港回归以后逐步在改变，改变要一步一步来，不能着急。简化问题本来台湾也是赞成的，后来人家反对，没有办法，不能推行了。在清朝末年简化就有许多人提倡，可是也遇到了很多阻力，一直到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才能实现，所以中国简化是清朝末年就有提倡了，但是线年代开始的，是一个逐步的过程。

  台湾反对简化字起初不是这么厉害，后来台湾把文字改革的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所以简化目前主要阻力是在台湾。可是这个事情我想不必着急，慢慢会改变，因为联合国正在准备所有的中文文件都用简化字，因为用两种字体是没有必要的。联合国的这个规定也证明简化的方向是正确的，也得到了多数人的同意。

  其实简化以后还要进一步的规范化，规范化更重要，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正确的，是进步的，一定会逐步推广，香港也会慢慢采用。现在香港和中国大陆虽然是一个国家，可是因为一国两制的关系，来往还不是很多，将来的往来会慢慢的变多。同时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世界各国学汉语的人也逐步在增加，在这个形势之下，简化字慢慢会变成中文唯一的标准，那个时候香港也会喜欢用简化字。所以不必勉强他们也不必着急。联合国准备用简化字这个事情就说明方向是对的。

  据我知道，提出要保护方言这个话是在上海起来的。上海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呢，我的理解是这样：中国今天一些大的城市发展的非常快，发展快的形势是外面来的人越来越多，本地人口增加的非常慢，慢慢的这些城市就变成了大城市、大都会化。什么叫大都市化呢？这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现象，大都会比如说纽约，每天进入纽约的人口是1300万，所以大都会不可能通行本地方言，必然有一种共同语，在中国就是普通话。大都会的通用语必然是普通话，这是一个自然趋势，这不仅是中国的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的现象。大都会在中国正在接近，上海方言照样可以用，不会损害，可是方言要发展，和普通话竞争在大都会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都会必然是用全国的各种语甚至是世界的各种语言，大都会化这个现象在中国是越来越明显，这是一个社会的进步，是这么一个情况，了解了这么一个情况，保卫方言的线

  中国人从清朝末年就提出文字要改革。文字要改革，要制定一个方案来拼写中国的语言，清朝末年就开始了这样一个运动。有许多人对于这个问题兴趣大得的不得了。我们在50年代征集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一共拿到三千多份方案，这是群众创造方案的一种自然现象，这个现象是一个进步现象，就是群众已经了解到需要改进我们的语言文字，以顺应时代。

  可是方案不可能有许多种，只能留一种，而且方案定了以后，一定要国家给它以法律地位，不能是个人搞的。个人的兴趣我们不反对，但是个人或者一个小团体搞的拼音来代替汉语拼音方案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汉语拼音方案在50年代的制定我们是非常慎重的，从原理到技术是广泛征求意见，深入研究，经过三年时间才定下来。定下来以后我们又应国际需求，国际标准化ISO组织为我们提供方言制定国际标准开了很多会议，经过三年才定下来。所以它的原理性、科学性、适用性等等方面都经过了广泛的证明。这个方案今天要有另外一个方案来代替它是不可能的。不过群众作为兴趣研究，来创造，这是一个好事情，不是坏事情，我们不要反对，可是要使大家明白个人方案是不可能代替国家方案的。

  我觉得应该这么看，刚才周先生说方言变化是一种社会进步的结果，事实上也是语言文字演变的一种结果，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小的时候我们自己说的方言和现在老家人说的方言，或者和我们老辈说的方言差别已经很大，这个是历来如此。方言的变化是很正常的，但是另一方面误解普通话推广的影响这是不确切、不全面的。我是研究方言，研究语言规范化的，我觉得这个看法不全面。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推广普通线年代一开始就说的很清楚，推广普通话，是为了克服语言障碍，使方言区的人能够多一种、掌握一种使用范围更广的语言，而不是要企图消灭方言，而且在2000年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也很明确给方言的使用留下了必要的空间，做了明确规定，哪些情况下可以使用方言，甚至可以说执行公务的时候，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方言，当然要求说普通话，但是需要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司法，法律说明很明确规定方言有其自身的价值。50年代周总理的报告也讲到对方言应该采取的态度。我们讲的很清楚，方言有自身的价值，它的社会交际价值，它的文化价值。所以对方言从国家政策上来说，从一开始到现在几十年，一直是采取的保护的态度，但是不是保卫。为什么呢？保卫很简单，保卫是受到侵犯才需要保卫。方言的变化不是普通话的侵犯，是社会演变的规律。而且一种方言的濒危、萎缩甚至消亡都是很长期的，我们现在看看德国的南北方言，德国那么发达，德国的标准德语普及了一两百年，但是南北方言差别仍然很大，我们北京和天津这么近，天津话的天津味儿依然那么浓，不要担心方言受普通话挤压了。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这是必然的，因为方言的衍生速度是很快的，有些强势的方言比如上海话、广东话、福建话，事实上它的活力还在增强。十几年前有一个口号说“普通话南下、粤方言北上”。受当时港台文化的影响，包括电视播音都有一点儿港台腔，方言一方面向普通话靠拢，另一方面又吸收有益的词语，比如现代的词语丰富自己，方言的词汇用方言发音，这样方言的活力就增强了。比如说有的方言，过去没有的语音成份，现在在方言里面吸收了普通话的一些语音成份。我是闽南人，过去都是文白两种读音，现在把普通话的“康”吸收进去了，它三个音，表达的活力增强了，需要用这个音的时候，就可以用。所以强势方言活力在增强，弱势方言在萎缩，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弱势方言是多数，尤其是边界方言。

  最近我们搞濒危方言的调查研究，大量记录包括录音，比如东北的“站话”，是古代驿站一些官员和家人使用的，“站话”现在萎缩了，基本上濒危了，正在抢救。比如说海南岛的“军话”，是北京军人去保卫边疆，从明清以后保留下来的北方话。还有杭州话，是北京带的北方话和吴方言结合的“杭白话”，现在杭州话本身既有普通话的影响，同时还有周围吴方言的影响，所以基本上强势方言会保持很长时间，弱势方言逐渐萎缩，有一部分方言就会变成濒危甚至消失这是很正常现象。

  联合国有一个估计，现在世界上六千种左右的语言，大致上一百年左右大概至少要消失一半，这是正常的。所以说刚才提到，对于方言我们怎么采取保护措施包括濒危方言我们在采取抢救，这是我们跟保护非物质文化一样的。我们的祖国做的比较早，本来工业化国家语言保护、语言抢救一般都是经过一二百年以后才做的，比如英国的一些语言都是消失后重新抢救，现在重新采取一些培训之类的措施，这个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我们的祖国意识到这种情况，抓的比较早，我们政策上的预测力比较强，这还涉及到一个语言权益问题，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其中语言权益也是我们的祖国要关注的。说自己的方言母语或者民族语言的母语是受到国家保护的，但是我们的祖国提倡推广普通话这是我们的祖国的基本国策，并不妨碍你自己教学、购物或者传媒、社会公共服务这四大方面要使用普通话，但是方言完全可以自由在方言区使用，这是我们国家采取的一些措施和政策，抓的比较早。

  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方言。大体上可以这么说，我们方言很复杂，从南到北的方言上的差异，正好是从古至今汉语发展的一个轨迹，无论是从语音上还是语法上。为什么中央一方面强调推广普通话，另一方面没有提出不能说方言要消灭方言？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也很自然的会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对一些弱势方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就大的方言来说不会有什么变化。

  下面有一位记者提这样一个问题，国外华人当中是否广东话比普通话更普遍，怎么加大普通话的力度？是这样，中国的海外华人大量是从广东的东南部出去的，因此我们都知道几乎海外每个国家几乎都有潮州帮、广东帮、福建帮，因为在过去讲，特别是老的华人当中，确实基本上是福建话、广东话，还有客家话。现在的情况在发生变化，因为我们知道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去海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现在海外已经逐渐在改变这样一个情况。

  大家都知道，全世界以汉语为母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国家，世界上有六千多种语言，使用语言在一千万人以上的大概有17种语言，汉语排在第一位。汉语还有一个特点，历史那么悠久，始终没有分化为不同的语言，文字也始终没有分化，这是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这要归功于汉字。因此汉字对于汉语的统一，汉字对中华民族的凝聚，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我们过去长期经济的滞后，加上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因此长期以来汉语虽然是使用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在全世界来讲它是一个弱势语言。经济不发达没有人来学习你这个语言，从80年代以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在逐步发生变化，而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更是不断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就是现在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

  媒体大概都知道，有一个所谓“汉语热”的说法，所谓“汉语热”无非是说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学习汉语的越来越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热？原因很简单，跟我们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跟我们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在世界上政治地位的提高，特别是随着我们国家申请世贸组织成员国成功、奥运会申办成功、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特别值得注意的上世纪90年代的两次金融风暴中国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些使我们国家的地位逐步提升。现在在外国人眼里中国既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市场，又是一个巨大的财富的宝库，又是一个神秘而古老文化的宝库，都想到中国来。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俗语“对外汉语教学”，过去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原因，过去外国有人要学汉语，在本国没有很好的方法学，都要到中国来，当时中国也没有办法走出国门到外面讲授汉语，过去我们基本上采取一个办法把外国学生招进来，在中国教授汉语，因此出现了一个“对外汉语教学”名称，这个名称是不科学的。去年我们举行了首届世界汉语大会，这是一次影响非常大的盛会，大会成为媒体的热点。这个会议以后就汉语教学来说，起了一个分水岭、转折点的作用。这个分水岭、转折点在什么地方？就是逐步的变招进来为走出去。

  大家都知道，有关部门，特别是教育部、国家汉办，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比如说在世界各个国家建立孔子学院，现在孔子学院已经建立了40所，我前几天刚刚参加了日本孔子学院的揭幕仪式。根据汉办的计划，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要求建立孔子学院，孔子学院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进汉语的国际推广。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师资，教汉语的教员，不是能够说普通话就可以教的，是要有水平的，现在我们国家采取一个方针派志愿者去教，去年、前年已经派出了接近500名。

  国家汉办启动了以推动汉语教学为目的的汉语桥工程，现在全世界真的出现了汉语热。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美国过去是不开中文课的，但是美国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把汉语列入了IP课程，什么是IP课程，就是进入大学的先导课程，而且准备2007年要开考。另外，美国的大学委员会，原来估计全美国大概有300所高中要开中文课，下去一调查，2347所高中要开中文课！这说明一个问题，美国人现在慢慢的变多要学习汉语。2004年法国举行中国年，法国教育部出面开了一个全法汉语教学研讨会。而且据法国官员透露，汉语学习的增长率在3％－8％左右，其他语言的增长率只有2％－3％，而且希拉克总统在中国年说了一句话，他说法国青年未来选择学习汉语这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这说明从民间到官方都重视汉语，其他的在日本、在韩国，在东南亚，现在都可以说汉语学习的人数都是直线

  因此现在可以告诉媒体，现在我们的祖国，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汉语的国际推广都很重视。在这样的形势下，国家汉办大力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今后将是一个非常值得欣喜的局面。

  另外有记者问到现在网络语言很乱，各种各样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怎么看？谈谈我个人的看法。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在网络语言上无非用这几种语言，一个是阿拉伯数字，一个是拉丁字母，还有一种是简称，还有一种是自己起的一些名称，比如小白菜、青虫甚至是一个符号，这个在网络上全世界都是这样。

  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这样看，等着瞧，也不要采取一种强制性的措施，但是有一条要管住，中小学的作文绝不能让这样的语言进去，这个语文老师要管住，中小学还是要按照标准语、规范字来推行。谢谢大家！

  党和国家历来重视语言文字的规范，但是规范有三个层次，政府的规范、专家的规范，辞书的规范。我们是搞新闻的，新闻和出版常常遇见语言文字的规范，特别是一读和审读过程经常出现病句或者异形词，有时候使我们这些编辑感到苦恼。有些辞书现在不一致，再加上颁布的法规也不完整和完善，所以争议相当大。比如标识，就是标志，工商法律部门又不按照我们的异形词表来做，还是用“识”字。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依据，特别是出版界和新闻界常常要遇到这些问题，我们以什么来解决？

  关于规范的三个层次，这个不太准确，规范标准只有我们国家有关政府部门颁发的，才能够叫做国家的规范标准，至于专家的意见、辞典的意见只是参考意见，所以真正的国家意见应该是这个，不存在三个层次的问题。

  你刚才说到“标志”的问题，第一批异形字整理表是教育部和语委最新公布的，这个“标志”已经规范成“志气”的“志”。现在有的新闻媒体还没有完全注意到这个问题，比如去年8月4号参考消息有一篇报道广州白云机场的消息，文章里有的时候用标识，有的时候用标志，所以引起有些广播节目主持人也把“标志”读成“标识”这是我们没有遵守规范造成的误导。

  翻译古籍的时候可以用繁体字，并不是说古籍就不适用简化字，因为现在的教材大量的文章都使用简化字，简化字不影响我们学习古汉语。最近英国的BBC网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反问我的时候说到好象繁体字成了交流的很大障碍，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误区，首先繁体字、简体字并不是说好象是两个不同的系统，阻碍了我们的交流。

  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讲，第一简化字本身，简化字总表公布两千多个，其中1700多个是类推简化出来的，比如“金字边”简化成“金”了，这可以类推出来。现在识繁写简也是可以证明的。比如香港一个有名的刊物《语文鉴录通讯》，它上面有繁体字的文章，也有简体字文章，这就说明这两种字不是不可逾越的。现在可以把简化字比较好的转换成繁体字，也可以把繁体字比较好的转换成简化字，我想会逐渐得到比较好的统一，因为国家语言文字规范法规定了一些通用简化字，我想不要着急，也不能强制，我是有信心的。

  刚才旭明主任提出的问题比较有意思。今天我们请到的都是年高德重的语言学家，我们请的是我们国家语言文字方面最著名、影响比较大的老先生，我想语言文字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也分不同层次，中青年对于语言文字工作有兴趣，在这方面进行研究，我想也是多的。

  从语言文字学家角度可能要有多年的积累，但是从事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为这个工作做贡献，我想中青年可能更多。我们近11年来，已经有1800万人次参加了普通话水平的测试，我想这些人都是我们推广普通话和语言文字规范化的积极分子。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有了4万国家级和省级普通话水平的测试员，这些人是我们推广普通话的宣传队和播种机。这些人和我们语言文字学家不同年龄层次从不同角度共同推动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使我们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在新世纪能够有一个更美好的发展前景，我想可能是这样一个基本情况。

  我问一个关于简化汉字的问题。刚才说简化汉字的优点是好记、好认、好学，这对于民众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国家角度来讲繁体字还不能完全消失，还用得着，人家研究这些繁体字的这些领域。我在大学学中文，我就知道咱们现在的简体字，某些一个简体字是由若干个繁体字简化而来的，比如说“后”，我们现在写起来非常好写，但是它有“前后”的后和“太后”的之分，比如“钟”它由“钟表”和“钟情”的钟演变过来，繁体演变简体很容易，那么国家层面怎么消除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简化字50年来，大概从认识上和这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大概经历了这么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50年代初，我们汉字的繁难，主要认为就是笔划多，所以最初我们的简化侧重于笔划的减少，所以更多的采用了草书楷化的字，现在比如说我们的“长短”的“长”，专门的“专”。

  后来发现笔划少不一定能够减轻学习、书写的负担。比如说现在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尧舜”的“尧”，原来是上面三个土，下面一个屋，现在笔划是减了很多了，但是在认读和书写上并没有减轻负担反而增加了负担，因为“尧”上面的并不是戈壁的戈，所以并没有减少负担。

  后来逐渐认识到汉字的字数多，应当减少汉字的字量，所以同音代替字就减少了一些。现在看来同音代替字，好多字能简化成一个字，就是原来在使用中这些字是互用的、是混用的，根据这个特点就把他们合并成一个。实际上在我们具体的应用中，它有产生意义混淆的一方面。

  所以在1964年，国务院就发布了简化字总表，这个简化字总表，除了对56年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进一步从字形上完善之外，主要对同音代替的简化字加了注写，什么情况应该还用原来的字。1986年我们重新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又增加了这些同音代替字的注解。在二简废除之间，国家语委成立一个七人小组，就是想按同志的意见对简化字做一个检讨，对第二部简化方案确实好的吸收进来，当时成立了以北京大学王力教授，吕淑湘先生为代表的七人小组，当时对哪些情况下应该使用简化字，哪些情况下不能使用简化字，不能代替进行了注解。第二个方法是绝大部分回去，不简化了。这两种方案经过中央讨论，由于好几代人已经熟悉了一些简化字，因此保持稳定不变，尽量把同音代替的字能够在应用上，在语义上加以区分，指导应用。

  现在在中文信息处理，汉字的输入计算机使用方面，现在已经有很好的简繁转换的软件，现在简繁转换的软件台湾的也有，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都有这样的软件，但是现在简繁转换的软件各家的水平参差不齐。上次我和北大的陆俭明教授还讨论这个问题，作为语言文字主管部门我们应该搞一个统一的简繁汉字的转换软件系统，主要是108个同音代替字要进行转换，特别是刚才这位先生讲到由简化字回到繁体字是非常难的，为了便于应用，既然现在要保持稳定不能全回去，就应该采取这方面的措施。所以这个工作作为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应该做好，参考各家简繁转换系统搞一个最完整的，让适用面更宽一些。

  今天上午特别感谢记者，从九点半到现在两个多小时和我们一起探讨语言，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问题。我特别想说，张司长给咱们提供的非常有效的数据，我们有1800万人次接受普通线万人是省级和国家级的测试员。我还想知道我们现在的中青年专家队伍有多少人，还有我们今天在座的5位专家为代表的这样一支不同层次的推广普通话的队伍。我觉得我们推广普通话这样一个伟大的工作，在走了50年之后，会越走越辉煌，越走越通畅，这是我们坚信的。同时特别感谢今天这几位老先生，特别是周有光这位百岁老人和我们共度这两个多小时。3月31号在人民大会堂将举行国家《汉字简化方案》50周年纪念会，这段时间我们希望更多媒体为我们推广普通话再做一个呼与唤，再造一次良好氛围。我们为此提供了很多材料，其中若干篇文章，有些文章可能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全文发表，我们已经得到授权，这些文章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在媒体上择要发表。谢谢各位媒体的朋友，谢谢，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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