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梳理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这个模范村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历史，并聚焦于农民主体在农业机械化进程中的成长，可总结出农业机械所具有的“赋能”作用及其政治内涵。农业机械提高了劳动效率，在乡村社会中塑造了农业的现代化景象，并作为性别化劳动分工模式的重要的条件发挥了解放妇女的及其重要的作用，成为广大农民群众解放思想、激发主观能动性的动力，可见农机赋予了农民在经济、政治上“翻身做主”的能力。农机的“赋能”作用内含丰富的政治实践意义，以“土洋结合”的方式将农民的成长与农机化的阶段性发展融为一体，以全国范围的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为农业机械化的开端，从而定下了以农民群众为发展主体的基调，使农业机械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社会革命动员的特征。这是中国基于50年代的现实国情，对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的辩证思考和对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以农业机械化为切入点，可将农民个体与历史叙事相结合，探讨技术的意识形态作用，以全面理解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众化的路径选择及其历史意义。

  作者简介：陈彦君(1986- )，女，广西南宁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广州 510275)。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农村人口多、传统技术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的现实国情，中国在领导全国人民实行土地改革、推动农业合作化的同时，提出改革农具和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方案。因此，我国的农业机械化道路是一条与农业合作化协同演进的道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用革命化领导机械化，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农业和工业同时并举，既搞机械化也搞半机械化。坚持农业机械制造以地方为主，农业机械产品以中小型为主，农业机械购买以集体经济为主。适应农业‘八字宪法’和高产稳产要求，促进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农业”。[1]906可见，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不止于农业科学技术的发明推广和应用，其中还贯穿着道路选择和阶级斗争，关乎农业发展的道路问题，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环节。

  因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意识形态目的，使其在实践路径和主体力量方面与苏联农业机械化形成明显区别。在苏联，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机械化是通过大工业建立的机器拖拉机站来实现的。“机器拖拉机站是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它拥有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复杂农业机器，按合同为集体农庄的生产服务。机器拖拉机站使集体农庄群众建设和发展自己集体经济的自动性同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帮助，能获得正确的结合。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是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结合的主要手段。生产结合就是社会主义大工业以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供给农业，用新的完善的技术装备农业。”[2]226对此，指出：“‘机器拖拉机站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工具。’教科书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强调机器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作用。但是，如果不提升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用社会主义思想训练人和改造人的问题，在我国是个大问题。”[2]227可见，中苏农业机械化的实现方式明显不同：苏联是以社会主义大工业来装备农业，从而推动农业集体化，其中未提及农民的主观能动作用，农民似乎只是一个技术的被动接受者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对象；而中国的农业机械化以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为开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力量，以自力更生为原则，自践行初始就具备了群众性和大众化的显著特征。

  这一特征更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机械化推广应用方式截然不同。日本通过农协(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这一既是民间的又具有政府功能的组织来为社员提供机械化服务，体现了政府在技术推广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3]美国推行的“绿色革命”①更有着明显的技术专家治国的精英立场，并试图将科学技术视为非政治的力量，以弱化技术运动中的社会革命色彩。而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起的农业机械化运动由始至终显露着科学与政治、现代化与革命不可分离的特征，农业机械化运动蕴含社会组织动员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因素，更类似于革命运动。

  比较可知，中国农业机械化道路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处在合作化时期的社会革命性质，在于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及其带来的农民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与激发，使我们深刻认识了“中国的农治思想，基础预设不是把农民当作愚昧无知、消极等待社会精英去救助的被动群体，而是坚持相信农民、依靠农民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4]因此，将农民个体研究的微观视角纳入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宏观研究领域之中，可以拓展和充实对中国农机化的认识与研究。

  农民是农机具的发明创造者和具体使用者，是农业机械化的真正践行者。农业机械化过程中大量劳动力的解放和对农民技术能力的教育培养，不仅减轻了农业劳动的体力负担，还激发了农民自我解放的精神。本文以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村为例，从史实个案出发，详细论述农民在农业机械化历程中的成长、组织和作用。贾家庄是集体化时期山西省的模范村，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该村就积极进行农具改良与机械改革，于1954年被列为山西省合作社十个试点之一。人民公社时期，贾家庄全面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充分的利用人力、资源等条件，增加集体的收入和资金积累，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实现农业机械化，1965年被誉为全国农业机械化的十杆旗帜之一，其发展的典型性和翔实的档案资料为本文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农机作为新兴生产力，对农业、农民产生了巨大的赋能作用，不但改造了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减轻了农业劳动强度，从土地上解放了大量劳动力，更解放了农民的思想，推动了广大农民发掘并实现自身才能，为普通农民成长为亦工亦农的新型技术人才提供了有力工具。

  旧中国的农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最起码的识文断字能力都不具备，农村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只占总人口的1％，文盲程度高达95％，农民因此被视为没文化、没素质的群体。缺乏科学知识的农民因长期囿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而没有创新的思想和突破的能力。“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其于辨土性、兴水利、除虫害、制肥料等事，懵然不知。古法相传，日就湮没。”[5]这些不仅制约了农业的发展，还限定了农民的底层社会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构建“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新教育，从此，党和政府把普及文化教育作为重建乡村文明、塑造新农民的重要工作，以开展扫盲识字运动为开端，到农业科学知识与技能的普及，农民主体意识得以萌生，提高了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6]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贾家庄，广大农民就是在扫盲运动和技术普及之中慢慢成长起来的。祖祖辈辈以传统生产方式劳作的农民，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创新之初难免迟疑。地处碱荒滩，生态环境恶劣的贾家庄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改碱治水时，很多人都信心不足，有人说：“碱地是老天留下的，人有多大本事，敢和天斗?”甚至有群众说“天王爷来了也改不了”，②拒绝在农活之外出力参与改碱工程。在贾家庄农业机械化开展初期，合作社党支部提出了队办工具改革组的建议，因为这是一项创新举措，既有群众的顾虑，又有建厂条件不足的实际困难，最初在社队大会上讨论时意见很不一致，有人说这是“土脑袋办工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白费劲”，也有人说这是“社里有钱没处花”，社员们的意见很难统一。在农机技术推广应用的过程中也遭受过传统生产观念的质疑，比如1956年秋天在机耕小农场开始播种小麦时，拖拉机已经开进了麦田，却受到个别中农的当场阻拦，坚持要隔行播种，不相信机器播种和密植技术，经党支部出面协调才同意在小部分土地上试验，直到取得平均亩产370斤的丰收后才平息了这场风波。③这样的争论时有发生，虽能用实际成绩来缓解群众矛盾，统一思想，但耗时较长，这使得社队干部们深刻意识到群众思想观念与技术推广之间的紧密关系，从而将扫盲教育和技术培养和训练列入社队日常重要事务之中。

  据1956年档案记载，当年全社土地的机耕面积已达73％，但社员的文化水平与机械化发展速度仍有一定差距。全村1014个青壮老年中，文盲、半文盲仍有733人，占青壮老年总数的72.3％；青年126人中文盲、半文盲有64人，占青年总数的50.8％；壮年161人中文盲、半文盲达113人，占比70.2％；社队干部中文盲、半文盲数占比34％，这一文化落后于生产的矛盾十分突出。④为此，合作社制定了全面扫盲规划，根据农时灵活安排学习时间和教育学生的方式，“闲时集中，忙时分散，化整为零，深入田间”，形式灵活，时间合理，建立扫盲协会，启动“家庭学习计划”，由合作社保证民校教师的经费开支，生产队与合作社订立教学合同保证监督学习，并通过评比等群众性的文化学习竞赛掀起了全民学习的高潮。扫盲是基础，技术学习是关键，贾家庄建立了技术传授站，规定每半个月请技术干部或老农向广大青年传授知识一次，贯彻学以致用的原则，讲授内容与本大队真实的情况、农事季节和青年做活中存在的问题紧密结合，同时开展田间的操作示范，以83个有技术、有经验的农民为师傅，以师带徒，订立师徒合同，在田间劳动中边教边看，实地操作示范，大队干部检查验收，干部、老农、青年三搭配，相互学习，互相监督。这样既传授了技术，又团结了干部、老农、知识分子和青年，有利于各阶层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自身能力的发挥，推动了集体主义精神的塑造。

  在20世纪50年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授先于新兴生产工具的全面普及，缺乏工业基础的农业机械化便是如此，国务院在1976年的《关于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中明白准确地提出：“要搞好培训工作，机器未到，培训先行。”[1]936-937虽说思想解放影响着行动的效率，但对于农业机械化而言，仅是知识的培训对于培养农民的行动动力还是不够的。如《创业史》中技术员韩培生通过向梁三老汉夫妇描述机器犁地，机器剪羊毛、挤牛奶的景象，希望以此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图景，但实际上却难以被农民所理解和接受，因为未能见到机器实物的农业机械化对大多数乡村来说只是一种“现代化想象”，不知何时及怎么来实现。“‘空间’上的‘异域’和‘时间’上的‘远景’其实意味着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想象’之于乡村的异质性，因此它落实到乡村内部并为个体农民所接受并非易事。”[7]83这一点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现实使用的农业机械对农民思想和行动上的刺激作用，同时也很好地解释了贾家庄为何在五六十年代可成为农机化典范的原因。因为贾家庄曾两次获得特殊的农机资源——1953年的国家农机站和1964年的国营拖拉机站，相较于汾阳地区周边村庄而言，它最早受到农机技术的刺激，也最早享受到农机化带来的生产效益，许多老农至今仍清楚地记得1953年第一部拖拉机进村时汾阳人民全都前来观看的热闹场景。在国家工业资源匮乏的年代，乡村社会要普遍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是困难的，在全国范围内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也存在不小的难度，建在贾家庄的拖拉机站无疑就是“现代化想象”的具体落实，想象与实践的“异质性”在贾家庄的农机化实践中得以有效消除，从而成为农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巨大动力。可见，拖拉机站的选点是对贾家庄自主农机化实践的肯定，也是让贾家庄维持这份肯定而不断地进步的动力。在这里，农机自出现即发挥其赋能作用，赋予了农民解放思想、主动实现农机化的动力。

  曾在《发动妇女投入生产，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8]675他还在《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的按语中提出：“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8]357妇女解放一直是中国的重要工作之一。由于社会传统和性别身份的客观原因，合作化时期的妇女解放问题具有自身特殊性。不少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主要聚焦于私人家务劳动和社会公共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如贺萧通过对陕西农村72位老年妇女的访谈及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变迁史的研究，集中于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指出50年代的合作化运动给妇女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合作化并未将家务劳动社会化，所以妇女既要完成合作社的劳动来赚取工分，还要从事一直以来承担的家务劳动。[9]刘亚通过对广东崖口村妇女在50年代劳动和生活的考察，指出土地改革只是中国解放妇女的第一步，只有在集体化过程中，妇女才从私人领域郑重进入公共领域，性别问题才在公社劳动中得以凸显，但社会结构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革而及时改变，存在滞后性，公与私的劳动矛盾和压力集中在那个年代的妇女身上，在集体化过程中，即使“‘重活’‘轻活’‘技术活’不断被重新定义，其间的界限仍然要等到多年后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才得以消除”。[10]这些研究揭示了合作化历程中妇女解放工作的必要性与艰难性，充分展示了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贡献，同时也提出了消解劳动中性别矛盾的重要的条件——农业机械化。正如在1956年10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妇女代表团时曾对团长申特尤尔茨说的：“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完成男女平等。农业合作化以后，妇女们参加了生产，在经济上显出了能力。过去她们搞家务多，搞农业生产少，现在她们参加农业生产，权利也增加了。但是合作化后，农业生产还是主要靠体力劳动，妇女又要兼顾家务，所以只有当农业机械化以后，才能根本改变这样的一种情况。”[11]

  贾家庄于合作化时期便开始了妇女解放历程。作为合作化先驱的贾家庄在20世纪50年代便通过合作社的集体力量，坚持同工同酬原则，通过以产定工制度合理协调性别和工种问题，并将家务劳动逐步公社化、社会化。最初合作社内两百多个妇女农忙时才出工七八十人，大部分妇女的出勤率不高，又有旧习惯存在，男人也看不起妇女，有的妇女劳动回来因怕被人笑话甚至不敢走大路。为此，社队干部多次开会讨论，不仅在干活时有意识地培养妇女“全把式”，还坚持同工同酬原则，激励了妇女的劳动积极性，从原来妇女只能干30多种活，发展到能干210多种活。⑤根据本社的土地、劳力情况，合理制订了以产定工制度，科学规划了妇女劳力的工种、劳动时长和定额等级，根据妇女的体力强弱、技术高低分别投工，充分的发挥了妇女的劳动潜力，出勤率提高到90％以上。另外，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身心健康，在全社范围内推行了经期孕期挂牌制，组建了幼儿托儿队伍，加上亲邻相帮的形式，解决了妇女劳动时孩子无人看管的问题，使更多妇女劳力积极地参与到社队一线生产之中。

  如前所述，妇女劳动力得以真正解放的重要的条件在于新兴生产力的发展即农业机械化。自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参与集体劳动的贾家庄妇女自然未缺席农业机械化历程，甚至是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力军。60年代初期，贾家庄的首批拖拉机能手之中就有三位女性，其中之一的张JL对当年的情形记忆犹新：

  1964年村里来了两台拖拉机，型号分别是天津研制的铁牛45和跃进28，都是大型拖拉机。当年我19岁，比较能干。其他人年纪跟我差不多，男的5人，女的3人。我记得第一次开拖拉机的时候四处乱撞，歪歪斜斜，但当时路宽而且没人，所以能放心开。当时一台拖拉机配4个人，2人一班，一男一女搭配操作。因我们村的妇女很早就出来干农活了，早就习惯了集体劳动，所以成为拖拉机手也不奇怪。当时我大约学了一个月就能操作，一天挣6个工分，比之前高了一些。当时两台拖拉机可以服务周边5到6个村子，范围有2到3公里。村里的4083亩地最多半个月就可以耕完了。⑥

  农业机械化使妇女成为一线生产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力量，以1961年贾家庄秋收为例，当时因水利工程建设的需要，合作社管委会决定把主要男劳力派去抽水挖渠，每个生产小队只留下个别男队长和会计，剩下了一半的秋收任务，收割、装车、运输和打场都交由妇女完成。此时，电动脱粒机成为最有力的帮手，极大提高了打场的效率，妇女操作起来也不费劲。运输全靠小平车，1960年各生产队已拥有180辆小平车，运肥运土不再用肩挑，妇女也可担任运输工作。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妇女劳动力的解放，性别化的劳动分工模式逐渐被农业机械化改变，农机对妇女劳力具有赋能作用，即赋予了妇女参与集体劳动体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和手段，真正展现了“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价值。

  农业机械化提高了劳动效率，节约了大批的劳力和畜力，为逐步发展农业生产，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精耕细作和发展多种经营，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正如曾指出的：“将来会出现从来就没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工业、交通和交换事业的发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设想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也是如此。”[8]675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贾家庄便呈现出各项新事业萌发的景象。大队在60年代初陆续办起了粉坊、油坊、醋坊、酒坊、磨坊、碾坊、豆腐坊和饲料加工坊“八大坊”，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饲料，带动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农副业的积累之下，大队逐步扩大多种经营项目，先后办起了农具修配、砖瓦窑、养蜂、运输、缝纫和理发、造林、药材等25个项目。至60年代中期，贾家庄已初步实现以粮为纲、粮棉并举、以农带副、以副养牧、以牧促农、以机械化和电气化带动农林牧副各业的全面发展格局。农民在集体的带领下，为村庄的发展充分贡献了个人的劳动和智慧，面对农业的深化和工业的萌芽，掌握了生产技术的农民得以在新工种、新岗位上各展所长，逐步实现由农民向工人的角色转变。

  产业的发展和农民的成长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蕴含的政治意义不亚于其所实现的经济目的，事关农业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在我国农业走什么道路，要不要农业机械化和怎样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而关于斗争的主体力量，党中央明白准确地提出，“广大贫下中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用大机器’的指示，迅速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1]904且“农业机械化队伍要以贫下中农为主体”。[1]936因此，农业机械化历程中对农民的选拔和技术的培养带有明显的阶级倾向性，农机不仅是广大农民群众提高劳动效率的工具，其赋能对象指向贫下中农，因此成为贫下中农实现政治觉醒和地位翻身的重要武器。

  在贾家庄的历史档案中显而易见这样的细节：20世纪60年代初贾家庄建砖瓦窑，以前从外地请来的老师傅报酬要求高，给集体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经过学习培养的贫下中农工人代表掌握技术后，工分不变，减轻了集体成本，即使帮助别社点窑也是自带粮票，不仅按规定记工分，还到处传授技术，这样一来，便把过去技术垄断的旧局面彻底打破了。1963年生产大队制定的《小平车管理使用制度》将小平车使用人员的条件清楚列明：“定人员——根据优先照顾贫下中农、人多劳少困难户、五好社员和暂时不给有投机倒把行为、一贯小偷小摸、懒汉和不关心集体事业四种人的原则，将集体所有的小平车固定到人，这样定的结果，180辆小平车中定给贫下中农85辆，劳少人多困难户64辆。”⑦另外，拖拉机手在回忆当年大队选拔自己学习技术时都会提及“贫下中农出身”的阶级背景。这些历史细节贯穿于贾家庄五六十年代农业机械化历程的始终，是中国农业机械化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目的的具体展现，也是如今深刻理解新中国农业机械化政治实践维度的重要依据。

  农机的赋能作用在生产、生活方面激发了农民的主体能动性，因此，在生产力低下、工业基础匮乏的年代，农民可以且必须成长为新型农机具的研发创制者。农业机械化与农民主体的成长相辅相成，走出了一条“从小到大，从土到洋，大小结合，土洋结合”，从半机械化到机械化的自主发展路径。

  不同于现代科学技术由精英向大众传播的路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农业机械化道路与普通农民成长为农机能手的个人学习过程是重合的，因此，对农业机械化的历史研究必不可少对农机能手的个体关注。

  李哲以《创业史》中“农技员”的形象为中心展开了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技术”话语多重意涵的挖掘和讨论，聚焦于《创业史》中“技术人员”韩培生这一独特人物，思考了“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的重要关系，为我们研究农机能手的成长与作用提供了社会史的视角和生动的文学素材。他指出40年代指涉的“技术”虽有科学意识的成分，但并不等同于80年代以后现代化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而更多关联着乡村内部在地的农事经验，所以“技术能手”并不是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而是乡村内部土生土长的“庄稼把式”，“新技术”就是土生土长的在地实践经验的创新和提高，甚至那些有丰富耕作经验的老农民也会成为人极为倚重的“技术人员”。另外，40年代的“技术工作”重点不在于科学研发，而在于推广和传播，强调向群众传播技术，组织群众经验，发现群众创造，因此这一时期的“技术”与“组织起来”的政治实践是紧密关联的，“技术”并不归于单一生产力范畴，而是具有生产关系变革层面的政治能动性，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创造性的理解。[7]72在李哲的叙述中，我们完整地理解了“技术员”的双重使命——技术传播与组织动员，从微观视角出发也清晰可见技术在政治维度的目的和意义。

  提及以“农民技术员”为主题的文艺作品，少不了“山药蛋派”著名作家马烽的创作。1959年由马烽编剧拍摄的《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是新中国反映农村里的生活的影片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描绘了农村在合作化时期蓬勃的生产状态，重点展现了青年人对知识、技术的渴望，以及在劳动实践中所发挥的组织作用。高占武、曹茂林、孔淑贞等青年技术员的形象深入人心，他们学习技术兴修水利，建设水电站以实现电气化，在解决劳动力不足的生产矛盾的同时，推动了社队合作的深化开展，展现了技术青年的成长与社会组织作用。

  革命建设时期文艺作品的感染力源于真实的生产生活，马烽的众多作品创造于他在贾家庄的长期生活体验，取材于贾家庄的真实人物。《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高占武的人物原型武SX每当回忆起马烽，总是面带微笑：

  马烽1953年来的时候，我是会计，他是团支书，他写《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时，跟我们青年人打成一片。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写作，需要创作材料的时候，他就说开团支部会议，把青年都叫来，跟我们在一起有耍有闹，有说有笑。《年轻人》电影开拍的时候，演员来了，演高占武的、孔淑珍的，都跟我们大家一起参加劳动。电影里饰演曹茂林的演员到我们工业队，跟宋LS学习木工活，比如推木头、锯木头的动作等，大约学了两个多月。高占武、孔淑珍演的也就是我们贾家庄改碱治水的历史故事。我们在电影开拍后才知道马烽是以我们为原型创作的。⑧

  老人提到的宋LS是贾家庄农机能手中的典型代表，虽已身故，但时常出现于村史档案文字和村民的口述回忆之中。宋LS是最初工具改革小组的第一位青年学徒，逐渐成长为村里最得力的木匠，重要的农机如脱粒机、烘干机的发明都有他的突出贡献。在20世纪50年代组建工具改革组时，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人才匮乏。当时社员们都说“当农民可以，当工人不行”，在从未接触的农机技术面前纷纷胆怯。生产大队在全村范围内寻找，结果只找到了一个65岁曾担任过工人的老汉，和一个愿意当学徒的青年木匠宋LS。师徒两人力量单薄，只能从小农具入手，试着改制了一个耘锄，成功解决了眼下的生产要，工效提高了十倍。在社队的支持和鼓励下，宋LS去太原重型机械厂学习了一年，归来后成为工具改革组的骨干力量，是村内青年人学习的榜样。

  在农机能手榜样的激励作用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贾家庄的农业机械化渐入高潮，青年对加入工具改革组学习农机技术满怀热情，学习积极性和组织服从性很高。如赖若愚总结40年代在根据地发动“大生产运动”的文章中所论：“运动中涌现了大批劳动英雄，各种技术能手和领导生产的模范工作者，并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农业生产上广泛地组织起来了。”[12]至五六十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运动延续并强化了技术能手的组织动员作用，由普通农民群众成长起来的农机能手是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力量，更是农民主体能动性的先驱和模范。

  “广大工人和农村中的能工巧匠创制的插秧机、割禾器、脱粒机、点播耧等农机具，正在推广。一支亦工亦农的技术队伍在茁壮成长。”[1]903技术队伍的形成需要农机能手的学习与成长，因此，与技术队伍成长紧密相连的农业机械化发展体现出“从小到大，从土到洋”，从半机械化到机械化的阶段性，这也是中国农业机械化道路的特殊之处。

  在工业资源匮乏的现实基础上，以“土洋结合”为特征，以半机械化为开端的农机化发展路径是客观的、必然的。当时国家无力生产足够的、统一的农业机器供给全国各地，只能发动地方社队力量，因地制宜地创制低成本、非电动的农机，为此党中央提出：“要批判贪大求洋的错误思想，要坚持土洋并举，机械化、半机械化并举的方针。只搞大的、洋的，不搞中小的，土的；只搞机械化，不搞半机械化，不利于动员群众多快好省地发展农业机械化。”[1]905正是这一些地方制造的原始朴实、形态各异的“土机器”，不仅有效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同时还避免了国家物质援助的责任，也为社队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深化合作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保障。

  20世纪50年代末的贾家庄就是这段“土洋结合”农机化历程的缩影。因农具改革生产条件和经验的匮乏，贾家庄在探索改革的道路上也曾陷于迷茫。1959年，大队党支部为了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妇女，着手改革米面加工工具，为了快速完成，便从外地找来一套图纸，企图仿造“洋机器”，结果花了半年时间和上千元的材料费，造出来的机器并不适用，经过总结教训，大队意识到目前还没有仿造“洋机器”的技术和材料，应该从改革开始，“由土到洋”才是适合现阶段的发展方式。于是，他们本着“自修、自配、自制”的方针，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主方向，在半机械化上大做文章，大显身手，因地制宜地改革了生产急需、简单易操作、修配容易、价格低的各式农具。包括中小型脱粒机、铡草机、三齿耘锄、单腿追肥耧、电磨、电碾等22种，共344件农具。以改革五谷脱粒机为例，社队先后派出68人次到太原、榆次、太谷等地参观了7种脱粒机，分析了苏联产的康拜因脱粒机工作原理，经过104次反复试验，没有钢材，便用木料代替，终于改制成性价比极高的机器，极大解放了脱粒工作所需的大量强劳动力；石制碾米机，用废石头代替钢材，经过25次失败，不停地试验，由每小时碾米200斤破碎粒大，直至达到时效1740斤无破碎的成绩；单腿追肥耧，没有钢管就用已损坏的自行车架代替，用起来追肥深且匀，加快了作物的吸肥力；改制成功的铡草机能将秸秆快速铡下，适时供应沤肥需求；改碱治水、平田整地需要运输工具，社员们爱用小平车，但是一来市场上买不齐，二来买不起，于是修配队买回轮胎、滚珠、轮圈等自己实在不能加工制造的零件，其余配件自己制造，自己装配，很快赶制出了180辆小平车，实现男劳力人均一辆的配备标准，运输任务从肩挑人抬转向半机械化。在60年代初，社队劳动力已基本实现人人都有基本配备。社员们高兴地说：“有了这样多的先进工具，像军队打仗一样，有了锐利的武器，英勇对敌，无不打胜仗。”⑨

  “土洋结合”所展现的强大发展的潜在能力来源于广大农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以半机械化为开端的农机化道路中空前的群众参与度，及其所起到的农民教育和组织动员作用，在现代技术与农民之间产生了独特的效果。美国学者舒喜乐指出：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民所拥有的“技术”是丰富的种植实践和经验，随着农业技术的现代化，传统技术面临挑战，普通农民遭到普遍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如农药和杀虫剂唾手可得的时代，以往拥有传统防治虫害技术的农民被“去技能化”；现代育种技术的普及，改良种子可在市场上自由购买，使掌握传统育种技术的农民被“去技能化”；工业技术如机械化的引入使普通劳动力被“去技能化”。传统技术被现代技术取代是必然的，农民被“去技能化”的现象是普遍的，农民因此成为可替代性极强的廉价劳动力，无力抵御市场风险。[13]但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机械化不仅没再次出现农民被“去技能化”的现象，反而实现了其赋能的作用，重点就在于“土洋结合”的特殊方式。正是由于“土机器”朴实原始、低成本的特征，使农民与技术工人两者身份之间的门槛几乎能忽略，此阶段的技术工人、农机能手，都是从普通社员群众成长起来的，技术知识的学习机会均等，技术发明应用普及化，在共同劳动中并无显著的等级之差、待遇之别，人人都可以做巧匠，“土”机具并没有将农民已有的生产技能摈弃，而是将农民丰富的生产经验进一步发扬和提升。更重要的是，“土洋结合”确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农机化道路，要求由群众提出，农机具由群众发明，农机能手从群众中产生，农机技术在对生产力赋能的基础上，激发了农民的主体意识，展示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技术所蕴含的政治内涵和社会作用。

  从贾家庄农机化的历史能够充分理解“土洋结合”的内涵与作用。贾家庄第一个“土”农具是玉茭擦板，过去社员们用手剥玉茭费时费力，社员张GY自己制作了玉茭擦板，即在一块木板上钉上十几个钉子，简单的一个改造使工效一下子提高了十几倍。多位老社员在回忆农机创制时，首先提及的都是这个玉茭擦板，可见影响之深。虽然一块带钉子的木板在现代不可能被称为“机械”，但它却是中国农机化“土洋结合”的代表，它的出现极大鼓舞了普通农民的参与积极性，标志着贾家庄农机化历史的重要开端。之后，这样的“土”农具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比如，过去社员们从地里往回搬运庄稼主要是靠肩担，社员张WF自己造了个木轮车，搬运庄稼既省力又高效，社员们开始纷纷模仿，用家里现有的木制材料造出形态各异的木板车。过去社员们往地里送粪也是靠肩担，后来家里有自行车的社员在车上拴两个筐子，用自行车送肥，提高工效十几倍。1958年，社员们还制造出木制小火车十列，铺上三里长的木轨，以此来代替费工费时最多的运输工种，十列车仅靠一人操作一天，便可运送2万斤物料，相同的重量原需每天10个人工和30个畜工才能完成。⑩这些办法和工具虽然都很原始，但无疑是中国农业机械化道路的良好开端，为机械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广泛且扎实的群众基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机械化实质上是农业科学技术大众化的重要环节。李哲指出，50年代中国的“技术话语”兼具双重属性，既具“技术经济”逻辑，又蕴含“技术政治”逻辑与实践，中国充分意识到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不能因现代技术的先进性而脱离群众，“游离出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因此要以“群众路线”制衡“唯技术主义”。[7]73但作者觉得，在我国农业机械化历程中，群众路线起的不单单是“制衡”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其贯穿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始终，群众发挥了主体作用。党中央在有关农业机械化的相关文件中曾多次强调农机技术与大众结合的要求，提出“要坚持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贫下中农相结合，坚持科研、制造、使用相结合，坚持为农业生产服务。要深入社队，边劳动，边研究，总结和推广先进的技术，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机具改革和科研工作”。[1]912充分强调了农业机械化的主体、路径和目的——通过群众路线实现农业科学技术大众化。

  这条发展道路蕴含着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主体性的深刻思考，是对现实国情的客观认识，是对苏联经验的借鉴与总结。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何时农业机械化，如何农业机械化”的党内争论，面对“只有机械化才能带来集体化”的观点，表现出极其灵活的辩证思考，在认清现实，把握客观条件的同时，强调用理想改造现实，用主观性和主体性超越客观条件，不能迷信机器，要重视人的力量，要依靠“提升农民的觉悟，改造人们的思想”，从而走出社会主义的新路。[14]可见，农业机械化自实践之初，就确定了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基调，将激发农民群众主观能动性，改造农民群众思想列为重要内容。正如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的批评：“不提升农民的觉悟，不改造人的思想，只靠机器，怎么能行?”[2]227他认为苏联模式是生产当道而不管政治，讲技术推崇专家，看不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在怎么样开展农业机械化的政策选择上，党中央提出“要批判‘专家路线’，要大搞群众运动。少数人办，冷冷清清；大家办，热气腾腾。‘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小搞不行，中搞也不行，必须大搞”。[1]905

  20世纪50年代末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就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农业科学技术大众化的具体实践。1958年，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为完成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工程任务，农民自发地进行运输工具、施工工具和积肥工具改革，通过自制三轮车、拖子、木轨斗车等工具，在全乡范围内使用，大幅度提升了生产效率，在当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周边地区学习的榜样。很快，通过宜昌地委、湖北省委的宣传，在湖北地区乃至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1958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改进运土工具工效提高几倍》的专题报道，引起了中央的格外的重视。同年3月20日，在成都会议上指出：“改良农具运动是迅速有效的，现在有创造，将来还有创造。机械化和改良农具是对立的统一，要一起进行，这是群众运动，群众性的创造无穷无尽，我们要发现和大力推广。”[15]他还在成都会议第三次讲话中强调：“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应该推广到一切地方去。它的意义很大，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以车子代替肩挑，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劳动效率，由此而进一步机械化，机械化与改良农具运动要一起进行。改良农具运动的特点是迅速有效。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得知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16]318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该文件首条就指出：“会议完全同意毛主席关于农具改革运动的指示。有广大农民参加的群众性的农具改革运动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全国各地应当普遍地积极推广，并且经过这个运动逐步过渡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1]17于是，农具改革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热潮。

  此时的贾家庄已初具半机械化的生产规模。“洋机器买不起，改改工具总能办得到”，“大搞工具改革，大队是工厂，人人当巧匠”就是当时的响亮口号。玉茭擦板、木轮车、三齿耘锄、耘追耧等新式农机具纷纷出现，使人们懂得了“只要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有无穷的智慧，一切事情就好办”，“蝼蚁敢啃硬骨头，大老粗也能攻开技术大门”的道理。思想上的收获远高于物质层面所得，农民从此揭开了工具改革的神秘面纱，发现不需要多花钱，只要动动脑筋，敢闯敢干，就可以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至1960年底，经过三年的农具改革运动，贾家庄全大队已拥有改良农具和半机械化农具十多种，120多件，虽然有不少制作和使用上的缺陷，但足以点燃群众的发明热情，解决眼前劳畜力紧张的生产矛盾，成为乡村社会中广受群众欢迎的新生事物，改造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思想。

  以贾家庄的实践为缩影，可清楚看到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对农民思想的改造及其对农业机械化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如1958年的报告主题“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6]352所揭示的，广大农民群众作为农业机械化主体力量的地位已牢固树立，而以人民为主体的农业技术推广必然走出一条技术大众化的道路，与资本主义的“绿色革命”技术垄断、苏联模式都具有本质区别。可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机械化显示了科学技术大众化在经济、政治多维度的实践倾向，在现实国情基础上，既实现了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又确立了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挥了技术的意识形态作用，很好地实现了“技术-政治”层面的融合与互促。

  本文从个体微观视角出发，将关注点集中于农业机械化历程中的农民群众。农民是农业机械化的直接作用对象，作为农机的使用者，农机直接作用于农业生产的全部过程，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不同程度地减轻了农民的劳动强度，从土地上解放了大量劳动力。在以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为开端、以“土洋结合”为主要方式的农业机械化历程中，农民兼具农机研制者的身份，此时农机是农民转变观念、解放思想的动力，是推动农民成为亦工亦农新型技术人才的工具，使农民在劳动和学习的生产实践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成长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中坚力量。总之，农机具有赋能作用，使广大农民在物质上、精神上得以“翻身做主”。

  但必须强调的是，农机的赋能作用并不是天然的，而是中国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农治思想的体现，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对群众路线的坚持和贯彻。以农民的成长和主体作用为主要基调的中国农业机械化走出了一条“土洋结合”的特色发展路径，以此路径为切入点来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的农业技术推广史，可以全面认识技术在政治实践维度的作用与意义，也可深刻理解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众化的发展道路。

  ②贾家庄村史展览馆档案：《发展多种经营，连年增产增收》，1965年，案卷顺序号：76。

  ③贾家庄村史展览馆档案：《贾家庄生产大队适应新形势大搞小农场》，1960年，案卷顺序号：9。

  ④贾家庄村史展览馆档案：《汾阳县贾家庄星光农业社的扫盲工作》，1956年，案卷顺序号：3。

  ⑤贾家庄村史展览馆档案：《宋树勋同志介绍贾家庄大队的情况》，1966年，案卷顺序号：83。

  ⑥讲述者：张JL，女，76岁，贾家庄村民，访谈地点：张JL家中，时间：2018年4月8日。

  ⑦贾家庄村史展览馆档案：《贾家庄生产大队小平车管理使用制度》，1963年，案卷顺序号：69。

  ⑧讲述者：武SX，男，90岁，贾家庄村民，访谈地点：贾家庄老人日间照料活动中心，时间：2018年10月15日。

  ⑨贾家庄村史展览馆档案：《山西省汾阳县万年青公社贾家庄生产大队农业半机械化情况的简介》，1964年，案卷顺序号：72。

  ⑩贾家庄村史展览馆档案：《万年青贾家庄生产管理区对一九五九年劳力规划调整》，1959年，案卷顺序号：13。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册[G].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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