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勤开荒，刀耕火种、深耕熟耰、精耕细作，数千年来，不同形制的耕具在中华文明的构建中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在中国古代农耕文明诞生发展的历史上，河北大平原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这也使河北的耕具在耕具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快速推进，传统耕具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作为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载体，河北耕具的历史仍可以让我们追溯和书写。

  新石器早期，在现武安市磁山村东1公里南洺河北岸的台地上，人们就慢慢的开始驯化小米。图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高建强展示磁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河北日报记者朱艳冰摄

  唐朝深州陆泽（今深州市）人张鷟所著的一部笔记小说《朝野佥载》中讲了一个发生在贞观年间定州鼓城的故事：有一个名叫魏全的人，因母患眼疾失明，占卜求医。但请来的不是医生，而是一位只会“作犁”的人。此人持斧绕魏家的房舍寻找做犁辕的材料，见一株弯曲的桑树枝的叶子遮盖了井口，便砍下桑树枝做了一架曲辕犁，魏家用这架犁耕地，获得大丰收，魏母欣喜，双目复明。

  作为唐代生产工具的标志之一，曲辕犁在中国耕犁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的出现使劳动生产率和耕地质量大幅度的提升，在技术上足足领先欧洲近千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耕地工具。

  通过笔记小说《朝野佥载》关于制作和使用曲辕犁的记载，我们大家可以推知在唐朝贞观年间，河北定州一带已有能制造曲辕犁的工匠，并在制作时就地取材，运用“利用杈枝，借用主干”的经验，选用曲桑作辕材，曲形犁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据唐朝末年著名农学家、文学家陆龟蒙《耒耜经》记载，曲辕犁由“二金九木”构成。

  “二金”就是犁镵和犁壁；“九木”就是由九根木料共同构成犁的框架，分别是犁槃、犁辕、犁评、犁箭、策额、犁建、压镵、犁底（犁床）、犁梢。

  曲辕犁较多地保留了直辕犁的基本部件，如犁辕、犁梢、犁箭、犁壁等，但又在此基础上，对直辕犁进行了大胆的改进。

  首先，曲辕犁淘汰了直辕犁的犁衡（肩轭），缩短了犁辕，这样不仅减轻了犁架重量，也克服了直辕犁“回转相妨”的缺陷，使操作更为灵活省力。不仅在平原大地，而且在边远丘陵山地、小田块、山间坡地也可使用。

  在农村谚语里也保留了曲辕犁短小轻便适用的资料。河北农村曾有“七尺套，八尺鞭，二丈二的撇绳不用添”之说。这是指耕者站在犁后说的，扶犁者用八尺鞭就能远及牛身，说明扶犁者与牛的距离小于八尺。而犁长更不足八尺，表明曲辕犁仍然在二米以内。七尺套，指耕索的长度。撇绳就是牛辔，是双股的，每股仅丈一而已。这个长度是从犁梢到牛环，如果减去牛头和耕索之长，曲辕犁是相当短的。

  而犁辕变曲，一方面能够使犁头翻起的土垡不再受犁辕的影响，提高犁耕的质量。另一方面，可以使犁辕的牵引点降低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犁的牵引点（犁盘与犁辕相交处）、犁的阻力点（犁铧尖端）和牛的施力点（牛肩与牛轭接触处）处于一条直线上时，保证了犁铧不会入土越来越深，保持犁按照水平方向匀速运动，减轻了犁的阻力，节省了畜力，大幅度的提升了耕地效率。

  此外，在直辕犁基础上，曲辕犁增装了犁评和犁建。犁箭是直辕犁原有的构造，犁箭下端纵贯犁辕、策额和犁底，上端贯穿犁辕，与辕的结合处可动，以改变辕与底之间的夹角，达到调节耕地深浅度的目的。曲辕犁新增加的犁评专门用以控制耕地深浅，利用它能调节犁箭的长度和入土的角度。如推进犁评，可使犁箭向下，犁铧入土则深。若提起犁评，使犁箭向上，犁铧入土则浅。犁建，是横穿箭上端的一个拴钉，其功用是控制犁评与犁辕，不使它们从箭上脱出。犁箭、犁评和犁建三者既有分工，又有联系，三个部件组成一个耕地深浅度的调节系统。三者的有机结合使用，便可适应深耕或浅耕的不一样的要求，并能使耕地深浅调节规范化，便于精耕细作。

  曲辕犁还增加了犁底（犁床）。唐朝以前的犁，没有单独的犁底，犁底是犁梢的一部分。曲辕犁改变了犁梢与犁底连成一体的旧制，犁底修长，落地平稳，深浅固定，不容易左右摇摆，有助于装备犁箭和犁评，人在扶犁的时候也比较省力。

  通过诸多方面的改进，相较直辕犁，曲辕犁的性能有了明显的增强，被视为古代中国耕作农具成熟的标志。

  河北地域内，犁的分布很丰富，不同形制的犁，不仅代表了各历史时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也彰显了河北人民一直以来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犁的演变，经过了由石质、骨质到青铜、铁质的过程。石质犁是由一种原始双刃三角形石器发展起来的，被称作“石犁”。在河北武安赵窑遗址、承德丰宁上黄旗村北边和承德县娘娘庙新石器遗址等均有石犁出土。

  石犁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为河北犁耕时代的到来，作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准备。

  目前已知出土最早的河北铁犁，是战国时期易县燕下都出土的铁犁铧——冠尾张口角度很大，前尖后阔，呈“V”字形，锐端有直棱，增强了破土、碎土力，后部留孔，有利于犁铧稳固。

  武安午汲战国遗址中也曾出土了铁犁铧，与燕国出土的“V”形铁犁铧形制相同。

  位于河北中部的易县，与位于河北南部的武安，相距约400公里，两地“V”字形铁犁铧的出现，足见其在河北应用之广。

  “V”字形铁犁铧在河北的广泛推广，完全改变了由上而下、间断式破土的耕地模式，开始了由后向前、连线式的耕作方式，把开沟、松土、翻垡等环节区分开来，在耕时上，也有了春耕、夏耕、秋耕的划分，这标志着河北古代农业由粗放耕作进入到精耕细作的阶段。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大规模耕种土地，即田间耕作，从而食物在当时条件下实际上无限制地增加，便都可能会了。”

  秦汉时期，河北铁犁的发展不仅很普遍，而且制造精良，结构一直在优化，形式和功能不断丰富完善，具有鲜明的精细化、标准化烙印。

  1985年在平泉县下店村农民李春华家院内1米多深处出土了4件大型铁铧。这4件铁铧，出土时平放在一起，形制相同，均完整，平面略呈三角形，下部呈三角形平板，上部凸起一条直脊，脊的左右形成三角形斜面。

  4件铁铧系生铁模铸，可分大中小三型。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铁铧犁，平面略呈三角状舌形，刃部呈弧形，从中线起脊，底面平整，后端为三角形銎。脊长（即高）32.5厘米，底宽30厘米，重3.25千克。与承德兴隆、唐山滦平、廊坊三河等地出土的大型汉代铁铧大小形制近似。

  这些铁犁，比从前的石犁、青铜犁灵便、坚硬、锋利，加之役牛耕作，大幅度的提升了耕地效率。

  西方汉学界研究中国艺术的最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汉学家、德国艺术史家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一书中曾评论：“模件体系并非中国所独有，可资比较的现象也存在于其他的文化之中。然而，中国人在历史上很早就开始借助模件体系从事工作，且将其发展到了令人惊叹的先进水准。”

  这一时期，在河北出土的犁，尽管在类型上不完全一样，但至少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较为普遍地安装了犁铧。犁铧又名“犁镵”“犁冠”。原始犁铧为木或石质，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出现金属犁铧，是河北耕作技术上的一次重要改革。

  二是犁的形制多样。犁有大、中、小三种：大型铁犁铧一般长、宽均达30厘米以上，最大的长、宽达40厘米以上；中型铁犁铧一般长、宽均达20厘米以上；小型铁犁铧一般长、宽均达10厘米以上。不一样的犁之铧的出土，表明农人可以因时、因地、因作物不同的需要，采用不一样尺寸、不同类型的犁铧来适应，体现出河北先祖与自然作斗争的智慧和勇气。

  三是都是直辕。直辕犁，适合在平原地区大片的田地使用，土地耕得平直，效率较高。也因此，河北平原除北部牧地和东部沿海滩地以外大部都已垦辟，一直是全国农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在丘陵和山地的小块土地上，直辕犁辕长直，犁身重，回头转弯不够灵活，起土费力，效率不高。

  隋唐时期，先民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根据自然耕作环境，结合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实用的理念，以及效率、适宜、便利操控的原则，对直辕犁的构造进行改进，创造出了曲辕犁。

  之后，中国耕犁的结构基本定型，成为中国耕犁的主流犁型，历经宋、元、明、清各代，直至机械化农业时代的到来前，它一直是河北各地广大农村最得力的耕作农具，至今在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村中仍有一些木匠掌握着制作传统曲辕犁的技艺。

  在新石器早期（距今1万年—7500年），河北的先民们就曾在现保定徐水区南庄头村东北鸡爪河和萍河之间，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谷物。不仅如此，新石器早期，在现邯郸，武安市磁山村东1公里南洺河北岸的台地上，人们就慢慢的开始驯化小米。

  正是源于河北悠久的农耕文明，不仅是犁，耒、耜、铲等一系列耕具，都在河北有较早的应用和发展。

  所谓“耒”，是由采集经济时期挖掘植物用的尖木棒发展而来的尖锥刃农具。基本形制是一根适合用手握的木棒，将木棒的一端或两端砍成或磨成或烧成尖状物即成。耒的基本功能是播种时在地面上戳出土穴，再把种子放进土穴中。耒的加工材料除了木材之外，还有兽骨、石块等。

  耜是由耒演化而来的，其刃部宽阔。耜的形式很多，有平肩的、凸肩的，有有孔的、无孔的，有手握的和装柄的，主要由石、骨、蚌、木等材料制成。

  中国的耒耜相传由神农所制，《周易·系辞》说，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据此描写，耒耜是一种木锨类工具，下部挖土的部分“耜”锐利，故加工时需“斫”；上部手持的柄略弯曲，故加工时需“揉”。“揉”，也作“煣”，是用火烤而使木料弯曲的加工方法。斫、煣的方式，使耒耜呈现出了“本原美”，不仅翻地更深，更改善了地力，将种植的戳穴播种变成了条播，使农作物的产量大大增加。

  河北发明耒和耜的时间都很早，大约公元前7000多年前在武安磁山新石器遗址中就已经有使用木耒和石耜的痕迹，说明从“神农创耒”起，河北就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为业的农耕区域。

  河北大地上最古老的铲，最早见于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石铲，其后在蔚县、永年、丰宁等地，先后出土了新石器文化时代及殷商、西周、战国时期的骨铲、蚌铲、铜铲、铁铲等数百件。锄的历史也很久远，容城曾出土了新石器时期的鹿角鹤嘴锄。

  铁农具的普遍使用，是汉代农业生产的特点之一。当时，河北是使用铁器和牛耕的较早地区。

  在今保定和满城发现有三齿耙和双齿耙，用于耙地松土。在满城汉墓和石家庄市东岗头村，还出土有大型铁铧，这种铧，锐利而厚重，适用于开垦生地。也有小而轻巧的铧，适宜于翻耕熟地。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各种不同用途的铁农具，如翻土用的锸、铲、犁，锄草用的锄，收割用的镰等。

  在两汉时期，河北除沿海滩地和北部牧地之外，大部都已垦辟，是两汉政府重要的赋税之地。

  正是由于河北农耕文明的深厚基础，在中国古代文明逐渐走向巅峰的唐朝贞观年间，曲辕犁这种在中国耕犁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耕具，才会较早地在燕赵大地上“飞入寻常百姓家”。

  农耕，“耕”是核心。在中华农耕文化中，各式各样的耕具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从木石起土至耒耜浅耕，再到曲辕细作，在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它们陪伴着河北大地上的一代又一代农人筚路蓝缕、砥砺奋进，耕出了中原文明的厚重，耕出了草原与山地文化的繁茂，形成了丰饶的燕赵农耕文化。（陈旭霞）

  在中国悠久的农耕文化中，犁不仅是一种生产工具，也逐渐发展成一种独特的文化。

  辕“如桯而樛”的曲辕犁在汉代民间就有流传。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中引《农家谚》：河射角，堪夜作。犁星没，水生骨。

  古代农业萌芽之际，农人每以星象的出没与位置的转移，作为播种耕耘和收获的标准。这样的歌谣，流传在民间的很多。当时天文学尚未发达，星象没固定名称，每用器具模拟群星星象，以为认识的标准，是约定俗成。

  如在平畴千里、绿野阡陌的华北平原，“邢国故地、襄国故都”的天河山一带广泛流传着牛郎织女的故事，牵牛织女也是天上的两组星星。牛宿星有六颗星，位于银河之东，形如牛头和两角，古人称其为“牵牛星”。“织女星”有三颗星，呈等边三角形，位于银河之西，与银河之东的“牵牛星”相对。古人以农耕生活为原型，为它们杜撰了一则优美的爱情故事。

  牛郎与织女的传说故事渗透着重耕、重织的小农生产观念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观念。由这一故事形成的一系列一年一度的七夕节风俗，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农业的重视，也体现了广大女性与农业社会相适应，表现了她们勤劳能干，以及对平安、和谐生活的追求。

  《四民月令》所引农村谚语中用“犁”命名的星座，一是说明与星形状相似的犁，是当时农村常见之物。二是说明当时农村有一种犁很像这颗星。

  “犁”星，就是由“房、心、尾”组成的“辰”星，能够准确的看出，如果将这个星座的图像中的“房、心、尾”连成曲线，看上去很像一具无犁底、犁箭的曲辕犁。东汉时的农语以犁的形状命名星，说明曲辕犁出现在唐代之前已出现在汉代人们的视线里。

  它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农耕文化，特别是河北犁文化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内涵，让后世深刻地体会到每件农具里渗透着的浓浓乡愁；在几千年岁月的淘洗中农人与河北犁曾经一起编织农耕文明的历史，其间凝聚了先民们的几多尝试与失败，几多探索与欣慰。

  巨大的曲辕犁，它犁过、它耕耘过的是上下五千年甚至更长的历史，是纵横八万里甚至更广的土地。其实，它更像一枚弯弯的上弦月。上弦月在天空里收割另外一种谷粒——星星，弯弯的镰刀，却在大地上充当另外一种上弦月，照亮了广袤的原野，照亮了原本蒙昧的史册。（文/陈旭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