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精于勤”是栩栩华生内容集团推出的全新专题栏目。以“业精于勤”为题目，我们将持续记录不依赖捷径和机巧的人，以及他们的故事。我们始终相信，勤心、勤志、勤人，业精于勤，业广惟勤，这一些要素是衡量今日从业者水准的真正标尺。这些人的故事证明，尽管热忱的信念不一定可以带来成就，但信念本身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力量 —— 一种普世的、坚固的、富有韧性的力量 —— 它为具体的时刻和具体的人赋予美感，并滋养了我们的文化。

  本期，卷宗梳理了过去一年来所有报道中具有“业精于勤”精神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领域，但都深耕其中，用努力与真诚让我们正真看到一个个广阔的世界。

  生于1950年的Antony Gormley曾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考古学、人类学和艺术史，并在随后的艺术深造期间多次到访中东和南亚。受到强调身心合一的佛教义理的影响，他形成了对雕塑和身体的独特想法。时常以自己的身体为模具，Gormley通过雕塑、装置和公共艺术作品冥思人体与空间的关系，致力于将艺术空间作为一种生成之所，让新行为、新思想与新的情绪得以涌现。

  Devlin于1971年出身于英国伦敦，自幼对文学甚有研究，在布里斯托大学完成英国文学课程，后在中央圣马丁学院学习美术，并在导师的建议下决心成为一名舞台设计师，将自己热衷的文字、音乐、美学融入在视觉环境中。于是， Devlin从只能容纳80名观众的Bush Theatre开始了实践，无论是莎士比亚经典剧目《奥赛罗》（Othello: The Moor of Venice）、莫扎特的歌剧《唐璜》（Don Juan），其惊人的创造力很快就得到大众注目。Devlin曾为Beyoncé、Lady Gaga、Adele、Rihanna、Katy Perry、Miley Cyrus 等国际巨星设计演唱会的舞台。2012年，她为伦敦奥运闭幕做的设计成为了她的又一里程碑。

  “数据可视化”一词听上去如此专业，但也许你已经在学生时代的函数图形或者课程汇报的数据分析中运用了这个技巧。它确实意味着一种综合的能力，即借助于图形化手段，清晰有效地传达与沟通信息。如同“图形用户界面”为计算机行业带来的革命性改变，数据可视化在帮助非专业人士理解庞大繁杂的信息世界时大显身手——数据设计师们将搜集而来的信息进行编码，使它成为叙事的线索，并通过高明的设计手法构建多样化的表达形式，让观者本能地跟随视觉引导，深入故事的内核。设计师Giorgia Lupi将这项工作发展为自己的事业，并且沉迷其中。她在专访中告诉了我们她对于“数据可视化”的理解和实践应用，同时也展现了它的可能性和影响力。

  梅赛德斯-奔驰携手清华大学，正式揭牌启动“可持续交通联合研究院”，同步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同时，奔驰公益平台星愿基金携手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支持青年学生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创新和实践。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介绍道：“教育和创新是高水平发展的基石，奔驰将致力于促进中德合作，并积极助力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建筑师Ole Scheeren已经通过一系列具有创新理念的高层建筑、住宅社区与文化机构项目，在全球建筑领域获得了认可。他在北京、中国香港、柏林和伦敦均设有办公室，实践范畴也十分广泛，从城市地标建筑，到艺术装置，都有他一贯设计叙事语言。Scheeren认为，建筑是与生命相互交织的有机体，提出了“Form Follows Fiction（形式追随叙事）”这一观点。在围绕人们的需求与体验为中心设计空间的同时，他重新定义了那些曾经互相分割的功能，弥合生活与工作、公共与私人、文化与商业的边界。在建筑行业当中，独立的小型事务所和商业设计企业往往存在一条隐形的分界线，一边是创造，另一边是大规模的建造。但是正如Scheeren提到他在中国学到的“In-between”，从某一些程度来讲，他本人跨过了这条线，在创造和建造之间找到了平衡。

  艺术家、设计师Liam Lee的作品总是别具一格，形态有机的创作仿若天外来客，令人惊叹。这位长居布鲁克林的艺术家将自然造物与家居设计融为一体，以色彩鲜明的毛毡塑造形似生物又具备功能性的作品，并因此一举成名。年仅29岁的Lee此前从事置景设计师工作，尽管投身艺术实践仅仅五年，却已然呈现出清晰的面貌与个性。Lee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English Literature），文字语言媒介似乎与他雕塑感的设计实践相隔甚远。在文学学习期间，他最感兴趣的方向是建筑环境与小说之间的关系，以及上世纪初的文学文本中的建筑、居住空间对叙事结构、社会性与内在性的影响。此后，自描绘微观拓扑抽象形式的大尺幅平面纤维艺术起步，Lee很快转向了设计使人联想到生物形态的戏剧性家具，试图将自然环境中的奇异与宁静感带入室内家居。

  建筑师David Chipperfield如今慢慢的变成了英国甚至世界建筑界的顶尖人物，收揽了RIBA斯特林奖、密斯奖等诸多重量级奖项，同时因建筑成就获封英国爵士，今年获得2023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现代主义建筑在他看来并非是无药可救的，也不是仅仅通过丰富的符号拼贴就能药到病除。他在1976年大学毕业后逐渐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基于现代主义的、展现历史延续性的、简化表达的设计策略。在所有的建筑实践中，Chipperfield的作品总是表现出清晰的风格，干净利落、细节考究、具有一种永恒感、设计之下有着丰富的文化蕴含。他的建筑立面总透出严丝合缝的几何韵律、材质选择上克制又纯粹，散发出一种冷静与低调。

  艺术家韩冬迷恋一切“原始”的事物，于他而言，“原始”并不代表“旧”，而是一种“本真”和“纯粹”，就像是母亲的爱和故乡洒满阳光的长河，即使时过境迁，也始终存在于心中最柔软、隐蔽的角落。韩冬通过无数次尝试，以人为手段激发出雕塑本身及其材质的美而不让创作的痕迹过重，希望它们能与人和环境产生互动。

  不同于忧郁、严肃和深沉的艺术家，黄婉冰是一个十足的乐天派，她身上自然流露出的积极和热情，会在悄然间调动在场所有人的情绪：她会时不时地说，自己想来一杯冰咖啡或可乐；也会边工作边放音乐，让团队的同伴和她一起放松一下；甚至会踩着滑板在办公室外的走廊游荡——但每当提及或开始创作时，她又会迅速切换到“专注模式”。她会在创作中引入东西方的理念，在反复的“实验”中将新与旧的技艺相融。

  平面设计师像Irma Boom几十年来一直选择将书籍作为自己创作的载体，与她合作过的创作者遍布所有的领域，从艺术、时装到建筑，她与诸如Olafur Eliasson、Martin Margiela和Rem Koolhaas这样的行业巨擘合作，一起制作书籍。在她的作品中，书籍的形式与内容被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在材料和印刷手段上带来了别出心裁的创意，总是能给读者带来出人意料的阅读体验。她作为书籍界重量级奖项古登堡奖最年轻的获奖者获得了行业的关注，奖项为她带来了声望，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合作者。她的许多作品也被纳入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巴黎蓬皮杜中心等知名文化机构的馆藏。

  对人工智能的探索和争议从未停止过，数字媒体艺术家Refik Anadol则以数据为颜料、以AI为画笔，做出了一件件“数字达芬奇”画作、元宇宙中的十四行诗和协奏曲。Anadol利用数字和人工智能允许一种新的美学技术来创造丰富的沉浸式环境，把人们带到另一个纬度的动态空间中，想象另一种现实。对Anadol而言，相较于谨慎，百分之百的风险更能定义他的生活。风险带来的兴奋快乐和失败是难以置信的惊喜和未知，无聊的谨慎与Anadol无关，他所创作的梦境作品有着“难以捉摸”的精彩。

  关于创作，《中国奇谭》总导演陈廖宇一直秉持的观点是，任何一个作品或者导演，与他的成长经历、文化积累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就像一棵树的生长，阳光下的枝繁叶茂是来自土壤层的根系纵横、厚积薄发。陈廖宇希望《中国奇谭》的导演团队在创作、视野上都具备差异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整个团队的创作宗旨是探索创新，呈现一个雅俗共赏的作品，提供多元的动画观影体验，将动画可能触及的边界及生命力带给观众。

  Samuel Ross的身上有很多标签——黑人、工人阶级、时装设计师与艺术家。有人将他视作Virgil Abloh的门徒，是Abloh英国版的年轻继承人。Ross与Abloh职业历程有相仿之处，俱以街头服饰成功打造国际时尚品牌——Abloh缔造了Off-White，Ross成就了A-Cold-Wall*。Ross又于2019年创立SR_A，将其定义为“一间在奢侈工业设计、室内装置、建筑、家具设计、声效设计和视觉传达领域间灵活创作的工作室”，并在同年荣获宇舶表设计奖。如他所言，他的A-Cold-Wall*走秀实际上也是在展出大型雕塑装置。

  作为一位享誉全球的设计大师，Starck以其天马行空的诗意创作闻名。在他多产的职业生涯中，这位法国设计巨星将其描述为“精确而残酷”的简化方法，应用于各种家具和生活物品的设计上。他认为，严格的极简主义确保了永恒性。Starck通过其著名的Louis Ghost椅，重新审视了椭圆背椅的轮廓，那是为Kartell创作的作品，由透明塑料打造。今年与迪奥合作，秉承他“对极简风格的诚挚热情”（Passion du Minimum），巧妙糅合品牌经典元素与卓绝工艺，创作出“迪奥小姐”椅。

  “跨越”可被认为是James Jane创作的重要关键词之一，在超越梦幻与现实的分割区之余，Jean亦跨越地域阻隔——出生于中国台湾，Jean自三岁随家人移民美国，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总在两种不同文化环境中努力找寻自己的身份，他形容自己仿佛被分成了不同世界间漂浮着的两个自我。在他看来，东方艺术倾向于第一先考虑轮廓形态，西方艺术则强调氛围的塑造，清朝宫廷画师郎世宁作为西方人而选择将大气的渲染手法融入到传统中国画中是一个很有趣的先例。同样具有中西双重背景，Jean的艺术风格游走在东西方美学之间，通过对不一样的风格和艺术史流派的实践，Jean描绘复杂的宇宙世界中个人的广泛体验与感受。多样文化之中的民间故事、神话寓言也成为他的灵感思源，地域文化之中的民族性最终由简明提炼出全球性的普世价值，并将其应用于创作表达之中。

  Schiaparelli的重生正处于完成进行时，而对于其创意总监Daniel Roseberry而言，旅程仍在继续。Roseberry称高定对他意味着自由，在面对商业环境和创作需求时，高定仿佛是一片绿洲，在那里创作力永远是第一位，这一纯粹的体验让他乐在其中。Roseberry喜欢谈论他创作中包含的情感——其间包括每个工匠经受这件作品为其注入的心血，穿着服饰的人与创作团队之间的共鸣，以及品牌本身向大众传递的信息。在他眼中，时尚与其他文化形式一样，关于表达和关于爱。

  对话Daniel Roseberry：这个巴黎高定品牌如何在德州男孩手中复兴

  Tobia Scarpa是现代主义建筑大师Carlo Scarpa（1906-1978）的儿子，1935年出生于威尼斯，他与水从始至终保持着特殊的感情。他目前在特雷维索的工作室靠近锡莱河（这条河曾被用来运输货物进出威尼斯），倒也在情理之中。水给人一种疏离和隐秘的感觉，Tobia并不渴望出风头。他从未与某一流派的建筑或设计挂钩，而是让自己脱离主流，以便能够自由创作。

  Tobia Scarpa：背负“Scarpa”之名，在设计与建筑间另辟蹊径

  徐震是一位在1977年出生于上海的艺术家。对于艺术家与时代的关系，相较徐震创作态度的灵活与开放，在特定历史架构中成长的他，深知70年代艺术家在代际承转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和他们经历中“从无到有”的剧烈变化。他的数件装置都通过引用西方的经典作品与文化符号，对中国与国际艺术界做出评论。2007年，他将一只假恐龙一分为二、泡入所作的《无题》（2007）呼应着16年前Damien Hirst成名作之一《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通过引起内外行观众的不同反应，探索构成世界的丰富逻辑性。纵观徐震从2000年初至今的创作，他经历了由最初直觉般的 “身体力行” 到潜入东西方的历史比较——尤其是神话中的图像学、符号学的历史比较，再至对流行文化、波普艺术与消费主义的探讨。

  Kelly在约克郡的山谷中长大，儿时就读的小学仅有11名学生。Kelly先是去兰卡斯特艺术学院学习了室内设计，后来又被皇家艺术学院聚集在David Hockney身边、无视陈规的艺术圈子吸引，将目光投向了伦敦。Kelly一直都希望更多人了解他的作品，并将Marcel Duchamp和Andy Warhol视作偶像。早在1995年，Kelly受邀设计了英国国立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的地下室空间，该空间大多数都用在教育和社区服务。而这成为了他创作历程中最具价值的一段经历。接下来的数年，他在伦敦的Borough Market创立了一家成功的室内设计企业，客户包括V&A博物馆、自行车零售商Halfords、连锁健身房Gymbox等。及至本世纪10年代初，他决定缩小体量，回归个人创作，之后收到时装设计师Virgil Abloh的造访并与之结识，引领共同走向一段怪奇的设计旅程。

  德国艺术家Wolfgang Tillmans在其过去的35年职业生涯中不断重新塑造着我们对于摄影的认知。他在自身的摄影作品中注入了天然去雕饰的亲密感与富有玩味的观察力。无论使用何种媒介，Tillmans从始至终坚持摄影作品的真实性与真诚度。他的作品内容丰富，包括夜生活的交汇、肖像照、抽象图像及社会生活记录。

  金山岭上院位于北京和承德交界处的金山岭五道梁的长城脚下。这并不是一座正式意义上的禅宗寺院，而是在传统禅文化以及当代文化背景下为人们提供的一处静心冥想的场所。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柳亦春回想在2016年接到设计邀请时，被其与古长城相近的位置、构建禅宗文化精神属性空间的功能深深吸引。这一个项目持续了足有六年之久，而设计及建造的过程也颇为曲折：每年从4月开始施工，11月即大雪封山，建设周期本身已经很短；遇到疫情及北方罕见的大雨，要一直调整保护措施；加之对项目施工完成度的要求极高，例如部分挡土墙是请日本的景观大师枡野俊明预制石墙板后到现场拼接完成......可幸事缓则圆，也正是这漫长的过程给予设计团队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推敲，反复来到现场身临其境地体察建筑与环境的契合关系，对设计的认知愈加深刻，最终打磨其成为如今阿那亚·金山岭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Alan Dye会用“谦逊”这个字眼来描述Apple的产品，其同时也是Apple团队在工作方面很重要的理念。如何达到这一品德，Dye认为首先Apple团队永远以用户为优先，做设计工作时永远第一先考虑到用户的体验；其次，要做出伟大的作品，就必须把这些杰出的设计整合到一起，这也需要谦逊，因为最终的成果不在于一个人，而是集体的力量。

  艺术家Sho Shibuya为缅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而在的头版上二度创作了一幅英国米字旗，正像作品所暗示的，她已然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和符号。Shibuya并没选在绘画专用的纸张上进行创作，而是以头版为画布，当栏头、期刊号、日期和定价组成的信息元素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时，原本看似纯粹的色彩技法一下子变得充满纪实性与亲近感，感受艺术就如同我们随手举起一份报纸那样简单。

  Dries Van Noten出生于1958年，从“安特卫普六君子”（Antwerp Six）时代便为人所熟知。近四十年间，他的名字和其背后深邃复杂的存在原理，超越了时装本身的属性意义。Van Noten长于对面料的甄选、印花的设计、对撞风格的聚合，加以调和世纪之交时代中人人追逐的极简声潮，并运用他毫不落于窠臼的折衷技艺，优雅地推翻了在弗拉芒地区沿袭了几个世纪的陈旧中产阶级审美——在Van Noten眼里，那是“过去的旧事物”。也正因为此，他的作品从来不是简单的恋旧与致敬作业。在某一些程度上，懂得如何在自我与前路的中间点扬弃，是这位时年64岁的设计师眼神依旧炯亮澄澈，从未停止探索的原因。

  在Mame Kurogouchi的作品中，我们正真看到黑河内真衣子利用起源于欧洲却已沉寂的纺织技法描绘日本传统风貌——绳纹、阴翳、苔藓，文化间的互相启发构成一场场细小的、微观的、正在实践中的思想运动。伊万里烧的花草纹样暗布于腰带，修复陶艺所用的金继转作长袍的敷彩，绳纹陶塑的朴拙廓形在军装大衣上演化；真丝尼龙提花面料光泽如水，PVC化为镂空花朵绽放的透明包袋，亚麻鞋带模拟出竹编花篮的肌理……以上，不过是Kurogouchi十余年来时装创作的冰山一角。采撷地方风土与日常意趣，巧用时装提振传统染织工艺，在独具幽玄阴翳之美的作品背后，是日本时装设计师Kurogouchi兼有余情和专谨的制衣之道。

  2020年疫情的初始阶段，艺术家倪有鱼从欧洲归来，带回了一些颜料及小画框。在此之前三年，他正在酝酿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湿壁画和庞贝壁画相关的新作，而疫情意外地“推进”了这一工作的进度。于是居家期间，他在家中的餐桌上开始小幅绘画的创作，伏案绘制使这批创作更接近写作的“耕耘”状态。同时，他的工作习惯此时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他将更多的工作安排在了家中，而非工作室。在此过程中，他开始逐渐关注天地间这狭小的一隅，最后将注意力聚焦在了“卧室”这一主题上，倪有鱼聚焦于“卧室”为从建筑空间、居住空间中抽象而出的一种存在。

  设计师Jony Ive曾担任Apple公司的首席设计官，他是许多Apple产品的主要设计者与概念发想者。从1992年加入Apple公司到2019年离开，他与Apple绝对是最有成效的合作伙伴，并不可忽视地改变着设计领域。在他创立的全新设计企业LoveFrom的网站上以两个相互矛盾的字词作为结束：“爱”和“怒”，并用精心绘制的符号连接这两个词。相比于纯粹主义的Dieter Rams赋予第一代iPhone那令人琢磨不透的计算器界面，这表达了Ive是一位更复杂、更令人惊讶的设计师。

  纵观丁乙过往近四十年的创作，他从最初凭借在艺术创作中引入极度理性的基础设计语言，从而完全切断观众对艺术的联想乃至达到“反艺术”的目的，直至当下创作中对于“自然”与“地域”的关照，以及“精神性”的转向。而更多对于空间和地域问题的思考，也让丁乙此次涉足西藏和青岛后，望见远行至此，等待他走近的风景是与星辰大海、壁画坛城所展开的对话。

  一个在60年代最后的现代主义宣言也许在很多层面上与当下中国的城市乡村建造语境有一种时空重叠，如今的语境却使得某些东西具备重新定义以及实施的可能。类似佚人营造为绍兴罗北这类的改造思路毫无疑问它提供了一个极具操作性的水系结构设想，这个在中国传统空间营造里的一个核心元素，在这一个项目里这个三维的空间水系结构体现了一种开放性以及持续的变化。这是一个自上海自宅以来，经于前童润舍，再到绍兴罗北，一个不停发展的系统。这是一个佚人营造近几年用很多精力去不停塑造，改良并不停生长的系统。

  高度发达的农业始终贯穿着湖北荆门的历史，但现代荆门也曾一度面临“农业大市，大而不强”的发展难题。2022年5月20日，由湖北农谷实业集团主办、左靖工作室承办的“中国农谷·农创中心”正式亮相。这是左靖工作室首次使用“地方设计”的概念，旨在强调乡村建设与具体地方的关系。作为一个农创活动体，农创中心将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的视觉提升、地方农耕文化的挖掘展示，以及食农教育与体验融为一体，是将农业与文化、艺术与设计、食物与赏味相结合的综合服务场所。早在2015年，左靖就提出了“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产品生产”的艺术乡建三部曲，这一方法论在“地方设计”的开展中得以延续——作为一项创造性、激励性、策略性的工作，体系性和完整性同样不容小觑。

  法国当代艺术家Xavier Veilhan可被看作是一位喜欢俯瞰当世迷宫的艺术家。他最近的创作涉及人们在数字时代的日常体验中已经熟悉的东西，比如像素化、清晰度降低、失真、分形、刻面等等。尽管影片中的树脂雕塑像计算机算法和3D打印的产物，影片也随着数码格式在整个世界的屏幕上出现，Veilhan却一直谨慎从计算机的图像中获取灵感。

  城市研究与设计是OPEN建筑事务所创始人李虎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关注的方向之一，也被他埋藏在OPEN的基因里。2021年初，OPEN正在设计的两个重要文化建筑受政策调整影响相继暂停，却也因此获得充裕的时间和人员发起“每个人的城市”研究项目。建筑师李虎和黄文菁带领事务所的年轻同事从每个人实际生活中的种种不便和问题出发，聚焦安定门与望京两个地区展开田野调查和城市设计，共完成八个子项目。团队从实地考察、建筑测绘、居民访谈，到视频素材拍摄全部自力更生。就这样原计划暑假完成项目一直持续了九个月，但项目的起点远在更早以前：建筑师开始留心观察城市的瞬间，才是“每个人的城市”真正开始的时刻。

  Ricciotti于1952年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意大利裔家庭，三岁随家人移民法国。他曾在瑞士和法国完成工程和建筑学位，在随后近半个世纪的实践中，他发展出了独特的建筑理念，成为混凝土材料使用的先锋和领军人物，并在2006年获得了法国国家建筑大奖。Ricciotti曾说：“我做的是情境建筑(contextual architecture)；它是实验性且因地制宜的。”他最重要的作品都在法国境内，且多为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公教类项目。而就所谓的“Ricciotti标志”，建筑师本人这样解读：“每个项目都有其各自独立的敏感性，与文化社会背景、空间、所占土地特征有关。背景和环境总是为建筑叙述的意义提供滋养。将我所有的创作统一起来的唯一一点，是我对工艺和技术的关注：最重要的是在建筑建造过程中鼓励对知识和技艺的传递。对工作的记忆创造了一种社会联系，这是我们在社会和审美层面的双重责任。”

  旅法艺术家刘真辰的童年，在上海一处带后院的宅子里度过。小时候家住在上海一套带后院的宅子里，这宛若微观自然的院子，成为了他与自然之间无屏障的连接。此后，他经历了美术学院的“专业训练”、留学法国的耳濡目染，频繁往返于欧洲和故乡之间。无论身处哪座城市，他始终怀着亲近又带着距离不断回看，创作了诸如《上海快车》《建设中》《行走》等作品。刘真辰相信，人对于自然有一种天然的“通感”，即自然的人性能够感知到哪种植物的“化合物”对自己最合适，由此对身心带来特殊疗效。这些作品既是辩证的、跨学科的，也是动态和偶发的、构成和极简的，或者说精确却难以捉摸的。它们构成了一种诗意。“愈”由心生，自内而外；“愈”需要自由的心灵，去和这样一个世界自由地碰撞。

  现居柏林和洛杉矶生活、工作的Thomas Demand于1964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的一个艺术和建筑世家，从事艺术因此是他从小的不二选择。Demand先后在慕尼黑、杜塞尔多夫、巴黎、伦敦学习室内设计、雕塑和造型艺术。学生时代雕塑作品无处存放的问题，促使他开始用彩色纸张和纸板这样更经济、环保的材料践行对艺术的思考。渐渐的，他开始用摄影记录这些暂时性的纸质雕塑，并于1993年正式发展出了结合手工艺和观念艺术的独特创作实践。在德国艺术家Demand看来，艺术的意义在于创造距离，以给人退一步看清全局的可能性。Demand特殊的摄影创作，覆盖宏大的历史叙事与私密的日常时刻；个人和集体记忆的隔阂，在图像与现实的碰撞之中被打破。

  荷兰时装设计师 Viktor Horsting 和Rolf Snoeren（Viktor&Rolf）自1993年推出首个时装系列“Hyères”（因荣获法国耶尔时尚艺术节头等奖项而命名）以来，被认为是颠覆传统时装设计形态的叛逆设计师，在国际时尚界声名鹊起。

  一直以来，他们的作品尝试以先锋的设计理念，融合表演、装置等艺术形式，去营造浪漫又超现实的风格；他们以思辨、独立的态度回应时尚行业愈加商业化的现象，引发人们对时尚文化的反思。一些杰出的代表性作品，如上世纪 90 年代时反思时尚资本化转型的概念性展览“发布会”，作为对社会时事直接反应的时装系列“改变”“时尚宣言”等，均是二人丰富创作能量和艺术性的佐证。

  艺术双人组Elmgreen & Dragset（Ingar Dragset与Michael Elmgreen）自1995年展开艺术创作，他们的作品重在探讨艺术、建筑与设计的关系。他们的创作时常颠覆常理，时而幽默怪诞，时而具有思辨与批判精神，但无一例外都在通过作品传达对社会议题的关注。

  “共情”，必不可少。非工业化体系下拍摄制作的电影则更强调导演的作者性，而导演也需将自己的审美情趣通过角色和场景的设计反映出来，让故事成为故事，让观者成为观者。佩德罗·阿莫多瓦无疑是世界上最为奔放热辣的导演之一。作为西班牙国宝级导演，他的新片《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在本届奥斯卡中获得两项提名，女主角扮演者Penélope Cruz虽惜败Jessica Chastain，仅提名最佳女主角，但提名即认可她是年度最优秀的电影女性演员之一。阿莫多瓦的电影始终围绕着宗教、欲望、母性等议题，而在观赏他的电影时，那如火如风一般强烈的画面设计构想，伴随角色们细腻动人的情感一起，为影迷带来独一无二的观影体验。

  滨口龙介的导演生涯在连贯一致的道路上一往无前。自2015年《欢乐时光》在国际影坛（洛迦诺电影节）初试啼声，滨口龙介迄今为止的三部长片作品皆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并有所斩获（2018年的《夜以继日》入围戛纳，2021年《偶然与想象》获柏林银熊奖、《驾驶我的车》获戛纳最佳编剧奖）。2022年初，《驾驶我的车》成为首部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日本电影，并以四项提名成为获得最多奥斯卡提名的日本电影。而日本电影上一次在奥斯卡创造历史，还要追溯到1985年黑泽明执导的《乱》。滨口龙介以《驾驶我的车》为自己争得了与大师平起平坐的资格。滨口的电影之所以能吸引非日本文化背景甚至非东亚圈的观众，全因其对当代人生存境况的深切关照。

  在越来越商品且越来越肤浅的表征下，著名瑞士艺术家Sylvie Fleury正用一种以身试法的荒诞，解构着整个时代的物欲与消费。近日，阿那亚艺术中心呈现其在中国的首次大型机构个展。汇集近30件作品，此次展览将展现艺术家在其30多年的艺术生涯里于多种媒介之间游走和探索的丰富艺术实践。通过描绘诱惑和欲望，Fleury也在思考与身份有关的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时尚是一种表达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你的生活方式，你是谁。”耐人寻味的是，Fleury把她的讽刺方法留给了男性艺术家，她的作品——尤其是她对白人男性现代艺术大师作品的重新演绎，如杜尚、蒙德里安和沃霍尔、现代派的丹尼尔·布伦和唐纳德·贾德，探究了现代艺术的宏大的大男子主义。她对性别政治的评论是双向的，通过艺术市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情的消费主义。对消费经济影响下的性别以及女性主义的剖析才如此彻底，并在本质上起到为女性赋权的作用。

  从小巧而神秘的球体，到巨大的圆盘形灯光装置，半个多世纪以来，Helen Pashgian开创性的艺术实践不断开拓着人们感知的边界。但同样身为1960年代于南加州发起“光与空间（Light and Space）”运动的艺术先驱，与早已蜚声国际的男性同僚James Turrell、Robert Irwin、Larry Bell等人相比，Pashgian的成就，在很久内并没获得充分认可，如今却发生转变，同年便可举办三场展览。除了纽约立木画廊的“Spheres and Lenses”和新墨西哥州圣达菲SITE博物馆的“Helen Pashgian: Presences”两场个人展，在哥本哈根当代艺术中心的大型群展“Light & Space”中，以Pashgian为代表的许多一度被边缘化的女性艺术家对光与空间运动的贡献，也几乎是首次得到了系统性的完整展示。

  在意大利语中，Pesce是“鱼”的意思。具有特别强流动性的鱼，从不沿着直线游动的鱼，不受拘束的流动感带着“多样性、不重复”的温度。如果你问Gaetano Pesce，他姓氏中的Pesce有什么意义，这位意大利艺术家会说：“我和我的设计，都像鱼一样在流动。”1939年，Gaetano Pesce在意大利出生。没有人预料到在未来，他会成为一个大喊着“人无完人”，在设计世界探险的斜杠艺术家。大胆、疯狂、戏谑、色彩......你很难给他的作品下一个定义。Gaetano Pesce的作品横跨建筑、城市规划、室内设计、工业设计以及展览设计等多个领域，的建筑评论家Herbert Muschamp评价他的设计为“一场可以与建筑比拟的头脑风暴”。

  建筑师Diébédo Francis Kéré获得了2022年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也是该奖项首次颁发给非洲建筑师。建筑师Francis Kéré于1965年出生于布基纳法索——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低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他背井离乡前往德国柏林求学并获得柏林工业大学的建筑学高级学位。他以众多教育建筑项目和可持续的社会设计思想，让世界了解非洲建筑，他的作品以及背后的过程都证明了建筑即教育的意义——通过项目的实施去传授知识和技能，并在设计过程中始终考虑地方气候与经济条件。其中甘多小学曾被《》评为“二战后全球最重要的25座建筑”之一。

  谈到徐冰，首先让人想到的，依然是他最著名的《天书》与《地书》。两件大部头“书著”，自上世纪80年代末，便不断受邀现身全球各大艺术机构，却也都是首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步入人类文明结晶的殿堂。《天书》（1987至1991年）由古代经卷式卷轴以及被放大的书页组成，从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及纵深的延展覆满空间，文字浩浩汤汤，看似中文，实为英文，是为“天书”。他通过一件《英文方块字》书法作品，反证着文字功能与外在形式之间的复杂性。《天书》既是一部诞生便堪称伟大的作品，也是一部完成便注定被“考古”的作品。文字作为一种不休不眠的工具，因人类呈指数级增长的使用需求，甚至比生命本身更鲜活，也更易被迭代。

  艺术家宋涛和季炜煜在2004年成立组合，起名字的时候犯了难，直到命名文件夹的时候随便在键盘上敲了两下——鸟头就这样诞生了。这个几乎是随机产生却让人很难遗忘的名字，从此奠定了这对艺术家组合的作品根基：一只奇异的鸟头，一只巨大的鸟头，让快门成为有攻击性的器具，戏谑狂妄，大开大合。

  将历史、虚构与抽象相融，中国艺术家曹斐的作品探索了劳动自动化、超资本主义、全世界疫情影响等一系列主题。在成功举办其首场北京大型个展“时代舞台”后，这位2021年度德意志交易所摄影基金会奖获得者向国际进发，已于洛杉矶和罗马展出作品。《卷宗Wallpaper＊》以此为契机对话艺术家曹斐。

  打开Alex Katz的官方网站，扑面而来的是鲜艳的花朵。橙色、明黄、浅紫，纷飞的花瓣仿佛一首明亮而轻快的夏日序曲。这件创作于2010年的绘画作品《野花1》（Wildflowers 1）拥有简约的笔触、平涂的色彩以及去景深的大面积纯色背景，呈现出Katz作为波普艺术先驱而最为人所熟知的视觉语汇。而在Thaddaeus Ropac画廊位于首尔的展厅里，这幅作品则以巨大的尺幅（243.8×304.8cm）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令人联想起Katz自1990年代开始创作的那些被称之为“环境式”的风景画作，它们的尺幅之巨大，似乎将观者环绕、包裹其中。

  数字艺术家柳迪的艺术探索不局限于CG或影像领域，而是融合了雕塑、装置、摄影和电影的多重手法。作品《LEM》（2020）中，一个身着橙色雨衣的人物与机械、动物一起静态站立在古代宫殿或旷野中央，随着一个圆盘不停旋转，似乎像早期尼德兰绘画的世界景观（World Landscape）一样向我们展现着某个世界观的全貌。而这些形象的姿态又颇给人一种时尚的摄影感，在不同的光线照射之下，随着电影的蒙太奇手法切换不同的角度，直到我们慢慢的变多地看到这一个想象世界的全貌。柳迪一开始考虑影像的方式并非依靠流媒体传播，而是将其放置在美术馆或者画廊里，以不断循环播放的形式吸引观众来欣赏到每次不同的场景，因此剥离了线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