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苏耶拉写下不少有关一九一○年墨西哥革命的重要作品。而他所身处的时代，正是墨西哥体现「高地酋」（caudillo）①独裁军人高压统治最严峻的时代，当时的廸亚斯将军（José de la Cruz Porfirio Díaz Mori）逐步以「贵族政治」取代前任遗留下来的「平民政治」，结果引发革命。

  墨西哥文坛人才辈出，于一九九○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诗人帕斯（Octavio Paz , 1914-1998），对现代诗坛影响尤巨。对他而言，写一首诗就像执行一次革命行动，这是一种不断自我革新的理念。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中，他更道尽了西班牙语在拉丁美洲作为移植语言，在拉美文学中所产生的作用。

  一到达墨西哥城机场，眼前一片缤纷撩乱的景象，没错，我终于踏足在拉美的土地上。

  我站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大都会的气派，百闻不如一见，有不少朋友来过此地开会，各种的国际会议，无论是学术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是社会运动的会议，都会在此地举行，墨城真是一个中心，而且堪称拉美大阿哥，试数数哪一个领域，不是由墨城牵头的？

  拉美的石油储量和产量仅次于中东地区，其中墨西哥是该地区石油产量最高的国家，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Petroleos Mexicanos，简称Pemex）于二○○八年更成为拉美石业收入最高的企业②。

  此外，墨西哥又是美国企图在拉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第一个实验站，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自此，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便成为拉美地区的样板与典范③。

  墨西哥的咖啡令我呷第一口即咳了数声，可是，坐在城中一流的咖啡厅是如此赏心乐事，多么有格调，多么有品味，天花板的雕刻一丝不苟，挂在餐厅一角的油画也甚有来头，我最喜欢的就是缓缓播放出来的一首墨西哥音乐，一如现场的柔和灯光，整个气氛令四周的顾客只愿喁喁细语，鬈曲的棕色头发，长长睫目下的圆大眼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的西班牙语，加上毕挺的西装和端正却又跟上潮流的女装西裙，他们是来自墨西哥的华尔街，出类拔萃的精英，战后新兴的阶级。

  多谢我在以色列认识的记者朱利亚安，他把我带来此地，体验一下墨西哥的繁荣和优雅，他是一位自由主义者，认为墨西哥与美国合作才能创造双嬴的局面。他压低声音说：「难道要去学古巴吗？」跟着他「噗」的一声笑了起来，耸耸肩，再说：「没错，跨国资本进来墨西哥是要牟取暴利，但我们也因此得到快速的发展。」

  朱利亚安所指的发展，乃是墨西哥战后实行自由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高速经济稳步的增长，这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相类似，当时墨西哥有「美洲狮」之称，分享「美洲狮」声誉的还有巴西、阿根廷和智利。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当时的发展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得从追求GNP快速地增长开始，并以「先增长、后分配」为发展策略，在这策略下，社会公义无奈靠边站。

  由于墨西哥财富高度集中在一小撮大财团手中，增长而不分配让社会阶级鸿沟愈益严重。

  试想想，一个仅由二十二个强大的墨西哥金融集团和其它二十个外国集团组成的小型核心团体，已霸占了整个墨西哥市场，而国内的出口商也只有十个生产集团，他们的垄断地位令别的企业根本没办法生产，在这情况下，即使经济增长如何快速，对普罗大众而言，完全毫无意义，这只不过反映着一小部分经济精英的财富又膨胀了。

  高增长带动高通膨，人们基本生活受到威胁，纷纷北望美国寻找出路，使墨西哥出现大量移民潮、偷渡潮，而墨西哥的经济竟然也依赖在外的数百万墨西哥人赚来的外汇支持。

  无论如何，朱利亚安还是极力向我展示墨西哥富足的一面：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高贵优雅的中产文化、鸟语花香的花园洋房、红酒、名车、美食……

  第二天，他又带我去探望他一位来自古巴的朋友黛丽丝。黛丽丝打扮男性化，四、五十岁，自己一身创立制作公司，办公室里满是录像带、照片、海报、书籍、器材等等，十分混乱，她抽着古巴大雪茄，一派女中豪杰。她一见我，先来个大拥抱，知我是记者后，便大数古巴这个共产祖国的不是，墨西哥相比之下，有偌大的自由空间，让她可以实践古巴不能做的事，例如创业、出游、买房子……

  她说：「在古巴，人容易得精神病，愈来愈多专业技术人员因发挥不了才能，加上生活逼人而自杀，官方不许报导这等现象。」我瞪大眼睛，第一次听闻古巴的精神病和自杀率奇高。黛丽丝继续煞有介事告诉我古巴人出走的原因，在她心中，墨西哥是天堂。

  但，我心中有数，墨西哥拥有世界首富，例如电讯巨子，卡洛斯．斯利姆．埃户（Carlos Slim Helu），其身家在二○○七年一度超越美国微软公司比尔盖兹，跃升《财富杂志》富豪榜全球第一位，仅此而已，他们遮掩不了其背后的千疮百孔，还有浩浩荡荡的穷人群，令人一看便震惊。

  走在墨西哥城的市中心，气势磅礴的商业大楼，工商企业大部分由外资控制，金融业如银行则全属欧美机构，例如Bancomer、Banamex、Bital、BBVA、花旗集团及汇丰银行。这是怎样来的？最初，国家表示注资救本土财团，把企业变成优质后，则又高价卖给外资，例如Banamex在五周内获注资一百五十亿后由花旗集团收购，本土的大股东获益巨大④。

  结果，本地企业在市场的占有率只有百分之十，其它全属跨国企业具有，农业垮了，工业完了，金融业属于国际资本，令国家依赖外资的程度几乎达百分之一百，经济结构脆弱，只要外资有什么风吹草动，国家即面临崩溃。发生在一九七六年、八二年及九四年的金融危机，以至一九八二年由墨西哥所引起的全球债务危机，都是值得深思的例子。

  朱利亚安的弟弟李奥普度为一名纪录片导演，他的眼睛就是他的摄录镜头，而他手中的摄影机就是他的一只眼睛，我惊讶两者的透澈。他与哥哥乃是一个向左走，一个往右跑。一次，我受邀到他们家里吃晚饭，两兄弟一讲起国家大事，便很容易爆发争论。当时（二○○六年七月）墨西哥正进行如火如荼的大选。

  李奥普度要拍摄边境区加工场（西班牙语称Maquiladora）的故事，特邀我一同前往观察，这是一趟艰苦的旅程，但李奥普度这位免费导游也实在令我大开眼界。

  想不到，七月的墨西哥城一早一晚是如此的清凉，我们就在冷风中于朦胧的月色里进发。在颠沛的公路上，我想到《巧克力情人》（Como agua para chocolate，港译《浓情朱古力》）这一部经典墨西哥电影，我经常这样苦中作乐。

  或许，墨西哥的巧克力真的是甜得醉人，如有机会一定要尝试一下。此际，我的思绪随着无边的夏月奔驰，没有政治，却出现了一首墨西哥无名诗人的诗作〈蛇〉：

  墨西哥与美国的陆地接壤边境特别长，远望那一条界线，我感到哭笑不得。因着密切的地理关系，美国自然视墨西哥为第一个大后院，大后院的意思是……

  这是一个似乎已过了时的理论，但随着美国于二○○八年正式引发的金融海啸，它又回来了。

  原本为拉美政经情况量身订造的一种学术解说，倒头来却呈现出第三世界的普及性，它或许还有不完善之处，有对手如西方发展理论派甚至猛烈批评之，但依赖理论是属于拉美的。

  阿根廷经济学家普雷毕齐（Raul Prebisch）首先提倡并发扬光大，他指出，强国经济发展成一个世界中心，其它较不发达国家成为这个中心的边陲，并依赖中心生存，为中心服务，因而令自己会变得异常脆弱。在此，美国社会学学者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承接依赖理论，发展出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一时之间，拉美成为发展理论的焦点与范式。

  或许，拉美是对抗资本全球化最早的一个地区，代表欧洲资本扩张的西班牙首先看上了拉美丰富资源，以最快、最狠的速度把这地区卷入原始资本累积的洪流，纳入了他们的首个扩张范围，使得拉美变成全球现代资本体系牢牢困窒而不断出现反弹的典型例子。

  阅读拉美历史就是阅读一页重要的全球化历史；阅读拉美历史就是阅读一页中心与边陲之间角力的历史（见附录二）。

  在漫长的边境地区，有震耳欲聋的机器声，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于一九九四年正式生效后，美资公司终于能自由汲取墨国廉价劳动力，因此，在边境一带地区，涌现大量血汗工厂（sweatshop），来自墨西哥穷困地区的居民，纷纷跑到此地寻找工作，而美国厂商也前来寻找廉价劳工，并享有边境区内出入口免税特惠政策。

  一时之间，自由贸易制造了很多幻想，与此同时，境界线却出现更严密的铁丝网，更坚实的围墙，我不敢靠近，与边境界线一样长的血泪故事，与乱草一同在孤独的空气里哭诉。

  像这样的情景，同样出现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整个中美洲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加工厂，停不了的机器，流不尽的血汗。

  墨西哥劳工幻想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可鼓励更多美国投资和贸易，那么他们便可得益于制造业加工区的扩大，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可惜，残酷的现实很快告诉他们，投资与贸易的增长不等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赤裸裸的自由招牌面前，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令劳工缺乏议价能力，当生产力上升，工资却反之下跌，人们无法脱贫。事实上，墨西哥生活于贫穷线下的人数，从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五十．九七，上升至二○○八年的百分之六十多。

  我在李奥普度的引介下，访问了两母女，她们离开农村，加入名牌运动鞋加工厂的生产线，妈妈谦卑地表示有一份工作已很满足，她没有想得太多，省下微薄的工资来贴补家计，她向我说：「自贸易协议实施以来，这里的确增加了很多工作机会，我想，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是吗？」

  但女儿却气愤表示，妈妈不自知地赔上她的宝贵健康，狗脸的岁月，吃人的机器，工厂空气中弥漫着乌黑的粒子，刺鼻的臭味。

  我联想到年前去探望一个中国农村家庭，这源起于我在以巴地区采访时认识了一位来自江苏农村的黄大哥，他因农村无以为继，冒险往以巴地区工作，结果客死异乡。他临死前向工友留下我的手机号，嘱咐其家人找我帮忙。

  我走进黄大哥的故乡，农村已面目全非，大部分土地出租给外资纺织厂，黄大哥的儿子小鹏在纺织厂工作，一天十二小时，一星期七天，做一天计一天工资，没有有薪假期，更没有一点福利。

  小鹏告诉我，他们工厂分两班，日班由早上七时至晚上七时，晚班由七时到第二天早上七时。我瞪大眼睛，一天二十四小时，机器就是这样不停转动？

  小鹏及他妈妈带我走到黄大哥墓前拜祭。黄大嫂禁不住哭喊，说：「我们来了，张记者也来了，你安息吧！」

  在一片渺无人烟的空地上，一个个的荒坟在杂草里默然屹立，而黄大嫂一边哭着，一边撒着溪钱（广东语：亡者用的金钱），漫天溪钱飞舞着，忽然一阵风吹过，黄大嫂随风远望，沉默了一会，心情突转豁然，咧嘴向我说：「黄大哥刚才已乘风来看过我们了。」

  然后，黄大嫂心满意足回家去，但我的心隐隐作痛，农村人的纯朴，却成为被剥削的对象。这里的杂草，墨西哥的乱草，一样在风中发出呼呼的哭诉声。

  工人们的前路如看不见彼岸的黑洞，不过，我在此看到彼此的命运，从中国到墨西哥。

  我在工厂里继续走动观察，从墨西哥工人们身边经过，他们望着我这位外来客，满脸灰尘汗水，竟还向我展示灿烂的笑容，点头表示bienvenida（欢迎)！

  Bienvenida！美国厂商自由涌入，但美国却不断收紧移民政策，明显是冲着墨西哥而来，两国接壤的边境经常发生件，引发不少悲剧。据统计数字，自一九九四年以来，接近四百万黑市劳工企图偷渡到美国，有不少就此枉送性命。

  美国军警在边境上严守着，惟恐墨西哥的混乱状态如传染病蔓延到美国境内：走私贩毒、黑市劳工、偷渡者……

  了解墨西哥后，穿过美洲的肚脐，再往南美洲，我们便可有个概念，何谓拉美化？

  墨西哥经济学者赫拉斯（Carlos A. A. Rojas）指拉美化即贫困化，这是由于拉美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出现严重失衡情况，其主要特征包括：外资主导型开放经济下出现阶段性经济快速地增长，只重增长却不公平分配，加上威权统治导致、政治腐败，法纪不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原来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地方，阶级异常分化⑥。这一不均衡发展导致城乡差距加大，人与自然得不到和谐发展，加上轻视教育福利等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恶化。

  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问题核心在于外资主导型开放经济下，令拉美丧失对本国经济和资源的控制权而付出代价。

  无论如何，拉美地区被讥为「有增长、没发展」，单看数据可以吓人一跳。例如贫困人口比例从一九八○年代的平均百分之四十，一直上升至二○○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五，整个地区有二．二亿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之下，百分之一的地区人口便占了百分之四十三的地区财富⑦。

  环望世界，有多少地方正在拉美化？近年，有中国学者关注中国有否出现拉美化现象⑧。

  我和李奥普度谈到拉美化的怪现象，也谈到北美自由贸易的怪现象。纽西兰的奥克兰研究所有以下的研究：自由贸易不平等。墨西哥完全打开大门后，美国仍然继续农业补贴政策，美国农民可大量生产廉价农产品，并挟优势涌入墨西哥，例如玉米，令入口产量翻了几翻，单是二○○三年已高达八百万吨，令人咋舌。

  众所周知，玉米是拉美主要粮食之一，面对美国玉米生产优势，墨西哥玉米农民无法竞争，纷纷被逼离开农地，另谋发展；讽刺的是，他们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受害者，结果还是摆脱不了自由贸易的枷锁，在血汗工厂工作的工人，有多少正是刚放下犂头的农民?!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现在，墨西哥的进口粮食竟然占了该国的粮食供应百分之四十；反之，墨西哥的本土农业却不断萎缩。

  李奥普度无奈地苦笑，说：「这就是作为后院的悲剧，到头来人民什么都没有！」

  与美国为邻，是宿命，是诅咒，还是祝福？在墨西哥，有一句流行的顺口溜：「我们离天堂太远，离美国太近。」

  对，墨西哥的政经架构乃是按美国模式而建立的。自一九一七年制订民主宪法后，墨西哥的民主正式制度化，但这种制度经常给国民讥笑为只有外壳，内里有太多可供操弄的空间，贪污舞弊，是墨西哥政治的一大特色。

  一九一七年以前，墨西哥人经历了三十五年总统迪亚兹（Porfirio Diaz）独裁统治，一九一七年以后，却又有统治墨西哥达七十二年的建制革命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无论是迪亚兹或是建制革命党，都是以服务外资及大企业为主要政策。

  结果到了二千年，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以为牢不可破的建制革命党，结果输了大选，由另一个政党，国家行动党（National Action Party, PAN）上台，墨西哥人指墨西哥革命党不是败给国家行动党，而是败给他们过去极度腐败的政绩。

  但，讽刺的是，国家行动党的福克斯（Vincent Fox）接任总统后，竞选时所承诺的改革一一落空，一方面由于国家行动党在国会属少数党，令福克斯施政困难，另一方面，曾任可口可乐领导层的福克斯，与工商界关系千丝万缕，最后也逃不出听命于大企业的金刚箍，令贫穷不仅没有改善，反之扩大，而他在任内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则激发更大的社会矛盾⑨。

  二○○六年，又是大选年，但这一年对拉美人而言有着更大的意义，因为从二○○六年开始，拉美国家逐一向左转。而在墨西哥，这一年的大选，差点儿也跟着颠覆了该国过去的政治版图，为人民带来短暂的革命美梦。

  那么，我就把镜头对准二○○六年的大选，来一个历史的定格。这回亦不例外，历史的时钟在广场上摆荡着。

  每一个首都总会有一个广场，或与广场相若的地方，让人民感到他们的实在、他们的虚无；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渺小。

  广场，是一个人民与政府角力的聚焦之地，无论在民主国家，或是独裁国家，皆如是。

  香港只是一个城市，土地珍贵，容不下一个广场，但有个。公园入口处即可见象征殖民历史的维多利亚女皇像，总在人群之中正襟危坐，窥视公园里所发生的一切。这个维园，不会完全属于人民，只不过人民以为他们完全占领了维园罢了！

  在墨西哥城，位处市中心最具代表性的苏家诺广场（Plaza Zocalo），在历史上无数次给人民占领。至于轰动墨国的一九六八年一场，也一样从广场开始，这是与苏家诺广场同样知名的三文化广场（Plza de las Tres Culturas），结果遭血腥，悲壮收场，墨西哥知名女作家兼记者艾莲娜．波尼亚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曾就此写成感人的《泰第劳哥大屠杀》（Tlatelolco Massacre），又名《墨西哥大屠杀》，我在墨西哥城访问了她。

  那是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大选则如火如荼，我走访她的家，一个位于墨西哥城市郊的高尚住宅区Chimalistac。

  由于艾莲娜本身是记者也是作家，这令我想到波兰已故记者兼作家卡普钦斯基，他们两位同样强调街头文学，也一样享有国际声誉。

  凑巧地艾莲娜的父辈血统亦是波兰人，而且来自皇室贵族，她母亲则是墨西哥人。

  这样一位贵族后裔，她却选择走进墨西哥底层去记录。她曾这样说，她的文字就是无声者的声音。

  她说：「我们是自己的版图，我们写因我们可以，我们都是拉丁美洲的女人。」

  问：艾莲娜，其实你有很多选选择，你出身在巴黎，父亲来自波兰，经常到美国讲学，但为什么选择墨西哥？选择西班牙语？

  答：我母亲是墨西哥人，我爱我的母亲，以及她所属的土地，就像拉丁美洲人视土地如母亲一样，深深爱着他们的母亲。

  答：我觉得，女性一直遭到错误的表述，而拉美女作家更是如此，因为她们都是来自贫穷无助的角度。整个拉美，贫穷是这么普遍，令人不怎么当一回事。但作为一名女作家，你会很容易自觉你和穷人的边缘身份，你要和他们站在一起。

  问：对，《这里在凝望你，耶稣》（Here’s Looking at You, Jesus）一书中，就是叙述了一位农民妇女参与墨西哥革命的事迹，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真实的故事，你却用小说的方式去写。但你又偏偏爱记录，用记者技巧去仔细采访，去调查，你不放过每一个人，特别是街头上的人。你认为在你双重身份中的记者角色，对你有什么影响？

  答：记者的身份让我有机会去问，多于去答。如果要我告诉你，影响我写作至深的是什么？我会说，那就是街头的声音。

  答：那是属于失掉声音者的声音，囚室中的哲学家，流动的叫卖者。他们受着各种各样的迫害，即使他们的语言，都是脆弱的。没有了语言，便没有了身份。

  答：还有其它受压迫者，在这里多不胜数，穷人与女性在其中有一种独特的代表性。

  问：对，你的《墨西哥大屠杀》真是一本令人感到震撼的书，当我细阅书中一九六八年学运的受害者个案时，实在无法释怀。据估计，有二百多名学生遭军警杀害。他们只是用和平方式去抗议独裁政府剥削了他们的自由。听闻，霍克斯（Vicente Fox Quesada）政府刚出了一份报告，承认前政府使用了过份的暴力，这是怎样的一回事？

  答：就是仅此一份报告而已，他们没特别追究或赔偿。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府就是用屠杀的方式去对待异己，然后埋藏真相，剥夺我们的记忆。在这个充满谎言和偷窃的国家，没有比去揭发真相更重要。你知吗？在这里，没有人不去偷，政客偷得最狠。

  问：因此，你要记录，切切实实去记录。但，你也有参与政治，你为什么去支持奥布拉多？

  答：正因为他没有去偷，也没有撒谎。嘘！你知道吗？在墨西哥，如果你知道一位政治人物竟然不去偷，也不撒谎，这是多么的一件大奇闻啊！廉洁的政治，这对墨西哥人是如此重要呢！因此，当奥布拉多参选时，老百姓用最大的热情去支持他。在苏家诺中央广场上，即使社会的边缘人士，也都现身了。他们很有秩序，用各种方式为奥布拉多助选，你看见了吗？

  答：没有，大选前我与他只有几面之缘，但他来找我，我觉得墨西哥是时候要转变了，整个拉丁美洲都在变，墨西哥能赶上这个大潮流吗？她会错失这个机会吗？

  答：墨西哥的老百姓都盼望知识分子能出头，作家的每一句话都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他们都在等待我们开口、介入！

  答：我不认识他，但他成功把一个原本已被遗忘的查帕斯省，再次受人关注，这是他的功劳，还有当地的妇女，她们是底层中的底层，现在她们都明白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这真让人感动呢！马哥斯发挥了他的作用。事实上，墨西哥的社会运动愈来愈强大，你打算去了解吗？我儿子也是社会运动的积极分子，有机会给你介绍吧。好了，我要外出了，要为奥布拉多站台。

  在大选的日子，人民在广场上表达他们的诉求，那些原住民、政党支持者、草根苦主、无家可归者……在绿色与白色的巨大墨西哥国旗飘扬下扎营不走，他们播放出最强劲的口号与歌曲。

  这个广场很有趣，只要细心观察，你会发觉它四周受到、市政府、大教堂的包围、俯视。

  与犹太教和教一样，墨西哥人严守天主教的作息，一到星期天，所有店铺关门（少部分例外），大街小巷冷冷清清，只有教堂钟声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不过，在大选日（七月二日），热情的选民纷纷跑到投票站，弄得市面闹哄哄。一位墨西哥记者朋友领我观察大选情况，看到投票站外长长的人龙，我感叹地说，这表示墨国情况到了不能不改变的时候了。

  这次两大阵营斗个你死我活，而选民也严重分裂，两个主要候选人在选前的胜算只相差百分之三至五。希望维持现状、稳定发展的选民会支持国家行动党的卡德隆（Felipe Calderon），他是上任总统福克斯的继任人，拥抱自由经济的同时，也卖弄一下他对低下层的关注；但另一民主革命党（Party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D）的奥布拉多（Lopez Obrador）则不讳言，大党派对低下层的福利承诺，一旦当选，怎样可以实践？到头来就可能一如福克斯，再次令选民失望。

  二○○六年七月的大选不但特别，而且重要，国际传媒各就各位，美国也在重视，这个就在他们脚下的拉美石油国家，会否受到南美左翼风潮的骨牌效应影响？然而她与美国关系更为紧密，除了在地理上与美国相连外，她又是美国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是墨西哥石油的最大输出国。

  讽刺的是，因墨西哥缺乏相应的技术，惟有依靠美国提炼原油再输入墨国，但油价已翻了几番。据统计，墨西哥有百分之四十的汽油来自美国。

  在墨西哥，大家都抱怨油价太贵，老百姓未能从产油工业得益，反而加大了贫富差距。

  墨西哥普罗大众指责美国跨国企业操控墨国最大的天然资源──石油，指责现任总统福克斯、腐败无能，只沦为美国的傀儡。

  「我们需要一场革命！」墨西哥社会出现严重的阶级与经济分化，分析家指出，墨国已为一场声势浩大的阶级革命拉开帷幕，北面的中产精英对抗南面的劳动阶层及印第安原住民。中产精英要求维持现状，高举国家行动党的蓝色党旗，他们的主席卡德隆终于以半个百分点胜出成为总统。

  卡德隆与前一任总统福克斯同属一个政党，曾在福克斯政府中当过石油部长一段短时期，主张石油私有化，加强执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对美关系，是美国商界的忠实伙伴。

  事实上，墨西哥自一九三八年由民族主义将军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国有化石油产业以来，没有人够胆挑战，直到二千年国家行动党的福克斯上台，跟着轮到卡德隆，他们均先后提出石油私有化，并成为政党之争。

  墨国的劳苦大众则把希望投射到奥布拉多身上。奥布拉多提出以灭贫扫盲为主的社会经济模式，主张石油维持国有，资源重新分配，检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不公现象。但，我留意到，他在演说中对于美国和商界关系总是小心翼翼，避重就轻，可是，卡德隆阵营一开始即已把他打成同谋，并将他和古巴的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相提并论，一样是危险人物。

  墨西哥穷人则要把奥布拉多吹捧成为他们的救世主，一群热情的支持者更在广场上摆放了一系列革命家的肖像，从墨国独立运动英雄伊达哥（Miguel Hidalgo）、拉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到越南的胡志明、中国的，再加上奥布拉多，造就了他们的革命梦想。

  大选结果卡德隆竟以百分之零．五险胜，点票过程具争议，因有百多万票不翼而飞和数十万票发现在垃圾箱里。落败的民主革命党不满大选出现舞弊情况，支持者呼喊：还我公平选票，Voto por Voto, Cassilla por Cassilla?

  在墨西哥大选日，我意想不到有那么多国际观察员来到这一个国家监察选举，他们不是什么国家代表团，而是一些民间组织或个人自掏腰包，跑来为墨西哥人民打气。

  在酒店认识一群来自加拿大的观察员，他们都属于一个叫「Common Borders」（共同疆界）的组织。这个组织专门观察拉丁美洲的大选，计有秘鲁、智利、萨尔瓦多、玻利维亚、厄瓜多，很快他们又会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

  他们一致表示这次墨国大选很特别，首先各政党投入大选的经费可算是前所未有，而且动员能力惊人，从知识分子到草根农民，全国都弄得沸腾起来。就好像拔河比赛，拉扯得各不相让，把社会狠狠地撕裂成两边，并互相撞击，令人感到七级地震即将发生。墨国外资当然不希望上场，这里的传媒与之很是配合。

  你随便与任何一位墨西哥人说起大选，他╱她都会滔滔不绝，并指墨西哥对美国太重要，美国绝不容许胜出。很多中美洲国家由于要排斥当选，导致内战发生，民不聊生，留下的伤痕久久未能愈合。

  在一大群国际观察员当中，我认识两位来自挪威的女孩，还有一位法国男孩全副「武装」——拿着专业摄影机、照相机，戴太阳帽，穿上防水风衣、皮靴，充满精力到处跑，拍下他所见证的一切。

  墨西哥有一个民间影音团体，在重要日子都会免费借出器材，让更多人可以摄录见闻，即使外国人如我，也可借用。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要求借用者留下一份他们的见闻纪录，其目的是可让他们获知不同借用者的不同观点与角度。

  由于墨西哥民间社会长时期与政府抗争，社会运动组织涌现，而且变得国际化，墨国的社运组织与国际公民社会有丰富的交流，例如墨国北部城市瓦哈卡（Oaxaca）的教师运动，便获国际公民社会的同情和支持⑩。

  至于上述两位挪威女孩，她们前来墨西哥城观选之前，原来一直在南部查帕斯（Chiapas）协助农民。她们还热情地邀请我到查帕斯探访她们所属的组织，以及附近不同部落的农村。她们告诉我，由于世界各地来墨西哥参与社运的何其多，因此，墨国政府设计出一种社会运动签证，没有申请该签证的，一律不可参与各种集会，我听得好奇又半信半疑。

  大选当天结束之际，有传闻指有一百万张选票不翼而飞，国际组织与当地团体（包括学生等）组成一个庞大队伍，反对贪污的大选、受操弄的大选。

  当有关当局宣布大选结果后，墨西哥城开始窃窃私语，我在酒店认识的一位美国人实时大笑，指这与美国二千年那次大选何其相似，而酒店内的守卫则很气愤，认为是美国协助阻挠的奥布拉多当选成为总统。

  胜出者也不必太高兴，墨西哥社会严重分裂，失败阵营会返回原有岗位，继续他们的革命之旅。而卡德隆上台后，他所提倡的石油私有化处处受阻，后来以改革代替，二○○八年由能源部向国会提交改革草案，建议扩大与外商合作领域，引起社会上争论不休，令原本分裂的社会更加分裂。

  在大选日，墨西哥城知名学府国立自治大学（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于下午举行了一场反选举的音乐会，地点是大学大礼堂，这大礼堂正是以切．格瓦拉命名。

  我跟着一班同学跑到大礼堂，校园区沿途可见不少具革命内容的壁画，在鲜艳夺目的颜色里裹藏了震撼人心的革命信息。其中一幅壁画，头顶上印有一大行字句︰Education is Revolution（教育就是革命）。

  当中有一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学生伯查，他向我说：「你来墨西哥，不能不了解这里的社会运动为什么如此蓬勃？」

  第二天，他即带我坐公交车到一争议性小镇阿丹哥（Atenco）。一上车，即可看见司机位置旁有一圣母玛利亚像，在圣像下面便是切．格瓦拉像，两个像一上一下，和谐地并存，也真够讽刺。司机知我好奇，向我说了一大堆西班牙话，之后，竖起大拇指，并问我有什么看法？

  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在我身旁的伯查连忙翻译，说︰「他问你支不支持他们的革命？」

  经过几个小时后，终于来到阿丹哥，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令我大开眼界，这里真不愧为墨西哥人所共知的政治乡镇。当我正堕入沉思时，一位小女孩拿着两把长刀从我面前经过，她还故意捉弄我，向我耍弄了两下长刀，霍霍有声，吓得我瞪大眼睛。

  她大笑起来，我忍不住问她多大，她举起八只手指，啊！才八岁，怎么耍弄刀剑而毫无惧色？她指着墙壁，上面有一蒙面妇女肖像，也是一样手持长刀，旁边写着︰我们别大选，只要革命，就让我们每人拿起长刀来，保卫尊严与土地。

  不久，一大群者出现，个个手持长刀，准备坐车到墨西哥城去。我啧啧称奇，在香港，怎会有如此凶猛的？！听闻阿丹哥不久前因人政府没收他们的土地来兴建机场，发生大规模冲突，数十人死伤、被捕，而长刀，正是他们抗争的重要武器。

  其后，伯查带我到墨西哥城附近村镇了解当地的贫困情况。那里有一个小区，不少居民沿着已弃置的火车路轨建立他们的居所。细看之下，他们的房子是一些破烂的货柜车，一家几口就这样住在密不透风的货柜里。

  这令我想起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贫民窟，还有菲律宾的垃圾山；世界人口有多少活在贫穷线之下，每天只能赚取数美元来维生？如果墨西哥政府不正视贫穷的问题，相信这个压力锅很快便会爆炸。如果表面的经济繁荣没有稳定的社会作为基础，那么繁荣永远只能是表面，如肥皂泡泡，一刺即破。

  我举起相机欲拍下火车路轨上的生活情况，一位拿着水壶的居民怒目而视，伯查催促我赶快离开，并告诉我，他们能够很暴力。

  在火车路轨小区的附近有一间杂货店，货架上竟然有与一些我不太懂的毒品。我有点惊讶，伯查耸耸肩，表示政府无力管制毒品。一个穷字，令这里的毒品泛滥，而他们贩卖毒品的主要市场就是美国。

  伯查问，美国为什么也无能力控制毒品？美国黑市市场对毒品的需求量之大，也令人咋舌。美国不但需要墨西哥的石油，毒品更成为两地罪恶之源。现在，墨西哥最大的难题，就是毒枭的政商势力庞大，毒品问题很难解决，在美墨边境，每天都上演残酷血腥的毒品争夺战，上万人死亡。

  当墨西哥年长一代的作家仍然哀叹上世纪革命壮志未酬，年轻一代作家却只为目前的社会暴力忧心，他们不少作品反映墨国社会问题︰教育、治安、失业、贩毒……

  从墨西哥所面对的种种复杂难题，我们的话题很容易扯到革命去，伯查兴奋起来，他提到墨西哥的神秘革命家副总司令马哥斯（Subcomandante Macros)，他是何许人也？众说纷纭。

  我记得有人指他曾在国立人类学院任教授，后来听说他应该在硕士毕业后留在母校教传播哲学，总之，大家都有不同的说法。无论如何，他被视为墨西哥以至拉丁美洲的现代革命家，则是毋庸置疑。

  无论如何，马哥斯放下一切，只身跑到墨西哥南部查帕斯地区领导农民革命，组成查巴达民族（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并带上鸭嘴帽，把面蒙起来，其它查帕达的成员也一起蒙面，人称之为蒙面骑士，成为了一支世界瞩目的反企业全球化革命军。最令人啧啧称奇的，就是他透过对现代传播的知识，利用互联网、短讯等科技将查巴斯的人权情况向世界发放，让原本不为人知的查帕斯地区，一度成为国际传媒的焦点。

  每一场革命，都是一场解放土地的革命。在拉美地区，因土地引发农民起义事件屡见不鲜，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的交替期间，便曾出现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家查巴塔（Emiliano Zapata, 1877-1919），领导南部原住民争取土地和自由，他并呼应北部由马德罗领导的新兴工人阶级抗争行动，爆发出轰轰烈烈的一九一○年墨西哥革命。

  头顶着墨西哥大草帽，一身农民打扮的查巴塔，自此成为农民的精神象征。我在墨西哥城的国立自治大学校园里，见到他的肖像海报，在萨帕斯省当然也见到他的肖像海报，而现在的查巴达运动便以查巴塔命名，自称要继承这位农民革命家的遗志，马哥斯更进一步说：「我们是五百年前的产物！」

  由于他的存在，每年吸引无数国际社会运动人士来到墨西哥，令这一场农民革命增添浓厚的浪漫色彩。

  从墨西哥城到南部查帕斯，需要十三个小时至十六个小时不等，友人建议我坐最贵的那一种公交车，比较安全。果然不负期望，这里的高价巴士比美国灰狗好得多，由于贵（七十五美元一程），没有太多人乘坐，我可以在巴士上好好睡一个晚上。

  该地与危地马拉接壤，我就以此为我在墨西哥的最后一个站，下一站往危地马拉。

  公交车停在查帕斯的一个著名山城叫圣克里斯托巴（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一阵清新空气扑面而来，这使我想起上一次到玻利维亚印加山区的感觉。这里是查帕斯的旅游胜地，到处可见小客栈与餐厅，还有嬉皮风格的旅客到处流连，附近有马雅村落和其它原住民部落，从山区到丛林，都能够完全满足来猎奇的外国人。

  在查帕斯，我就以圣．格斯度波尔为基地。美丽而优闲的小镇以前曾发生过政府军与游击队激烈冲突，其中的恩恩怨怨，该从哪里说起？这里的居民都会抢着与你细说从头。

  一九一○年革命后，政府承诺从大地主和教会手中取回土地给农民，结果未有实现，一直到六、七十年代，长期执政的建制革命党诱骗萨柏斯农民，让出部分土地，让外国财团在该地兴建水坝，完工后，居民便能够轻松的享受免费电力，结果水坝是建好了，但水电费不仅不是免费，反而比过去更贵，有些地方甚至无电力供应，居民大呼上当。

  其实更早之前，资源丰富的查帕斯已是外资垂涎之地，居民用尽各种方式，捍卫自己的土地权益，冲突频生，这令我想到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和伊瑞安查亚省、柬埔寨的柏宁省，这都是我曾经采访过的地方。日光之下无新事，来到萨柏斯又是相类似的故事。

  所不同者，查帕斯农民以更大的决心，来向西方财团说不，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落实，激发起萨柏斯原住农民高声说「受够了」，萨柏斯于焉诞生，其领袖马哥斯立刻吸引世界的注意。

  一到达，我马上联络当地的人权组织，他们告诉我，查帕斯会在八月举行联邦政府选举，省长和市长选举也包括在内，因此闻名于世的墨西哥丛林游击队查巴达会暂时处于低调状态。他们和联邦政府共同发出红色警告，政府方面惟恐游击队出来破坏选举，而游击队则防范军方在大选期间向他们采取手段。

  卡德隆胜出后，游击队严阵以待，很多属游击队的自治村落都对外界异常敏感，如果误闯禁区，恐怕会遭到很烦，年前他们便扣留了一名美国游客，扰攘一番后才释放他。

  但这回我真是要认输了，红色警告牌悬挂着，任我怎样游说，也难窥见游击队的真貌。我与人权组织联络，他们表示，连他们也难上山提供协助，何况是我这名外来人。其中一位在查帕斯已有九年的人权工作者巴西布告诉我，那些激进原住民自治村落，由于过去受到欺压，对外来人并不信任，如没有准许证，势难跨越检查站，进入他们的家园。

  当他们说不，就是不，他们亟需别人的尊重，若有人硬闯，即表示不尊重，他们便会不客气了。

  他说，自治区算是遗世独立的一个异数，可算是国中之国，它有自己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体系，原来一直被剥削教育机会的原住民女孩，在自治区内可以平等上学，参与生产，甚至加入军队，拿起枪来。

  自治区里有几十个村社，村社按各自优势种植，豢养禽畜、制造手工艺品，然后以物易物，来满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

  自一九九四年开始斗争以来，他们为实验这一个理想国而付出多少血与泪，甚至生命？！站在一片翠绿的山区上，却感到天地苍茫，风与树叶磨擦得沙沙作响，如亡者的纳喊声，催促后人继续上路。

  可是，我仍想了解这里的农民革命。首先，我在山区采访一个曾经历屠杀名叫Acteal的村庄，一九九七年和二○○二年该村庄农民曾因捍卫土地起义，一九九七年墨西哥军方当地起义农民，杀死了四十五人，但现在他们渴望能以和平手段抗争。

  奇怪的是，曾在香港大学摆设的羞愧之柱（Pillar of Shame）巨型雕塑，竟然就放置在纪念堂外，旁边有一幅标语︰土地与尊严不能卖！

  Acteal村民尚算友善，村长邀请我一同前往村内的教堂凭吊屠杀受害者，村民所有死者的照片悬挂在墙上，整齐排列。我一看之下，竟然全是妇孺及少年人，墨西哥军方之狠，可见一斑。

  村长为我这位远道而来的记者，特别把村里的所有重要人物都请了过来，他们轮流将原住农民的斗争史重说一遍，并给我一些影印材料，明显地他们习惯接待记者，知道记者的需要。他们还带我参观这一条村舍，探访了好几个村民家庭，他们居住在由茅草搭建而成的房子，过着几乎一无所有的生活。可是，他们表示，拥有屋瓦遮顶的房子已比以前好，过去他们只能当农奴。查巴达运动对他们而言，是一场解放运动，他们比以前更自主了。

  现在政府军在每一个自治村落都设有军事哨站，还默许大量民兵存在，企图以此瓦解自治村落的运作。

  一位头带奶白色大阔边墨西哥帽、身穿阔身衣袍、身型肥胖的农民经过我身边，向我微笑打招呼，一小女孩跟上来，背着小弟弟，右手则拖着另外一个小弟，他们眼神充满好奇。小女孩指向另一方，以土语告诉我什么似的，还用左手作蒙面状，然后竖起大姆指。原来她要告诉我，一个查巴达村庄。

  离Acteal不远处有另一个村庄，是查巴达游击队势力范围，每个村民都会拿起长刀来保卫自己的土地，他们成立革命军，设置防卫铁丝网、检查站，外来人须得到许可证才可进入。

  我试图走近，站在门口的两名大约十五、六岁原住民守卫兵即目露凶光，眼筋红红的，摆了个驱赶姿势，此时我才认真明白那些劝我听话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的工作人员，大多是西方人士，查巴达运动的同情者，他们在这里一住便五年、七年，甚至十多年，对查巴达运动成员脾性了如指掌，例如希拉莉．克莱因（Hilary Klein)，她曾在查巴达妇女合作社工作达六年，专门研究妇女在查巴达运动所扮演的角色，她与查巴达成员之间的感情比兄弟姐妹还深厚。

  查巴达实在满足了很多西方人士的浪漫情怀，记者稍有批评，他们即群起为查巴达运动辩护。

  在凉风阵阵的山城里，晚上依然热闹非常，我和一些非政府组织成员在酒店的庭园里围在一起，手拿意大利薄饼和啤酒，我忍受着浓浓的烟味，听他们高谈阔论，静待他们泄露风声的时候。

  在查帕斯省，政治游客络绎不绝，驻守墨西哥超过二十年的资深记者洛斯（John Ross）便曾撰文批评查帕斯已成为政治旅游景点，此点我完全同意，当我走进查帕斯每一个角落，永远摆脱不了那些查巴达游击蒙面布娃娃，还有相关的纪念品，一如切．格瓦拉被商品化一样，令人啼笑皆非。

  洛斯忧心，西方人士大量消费和无限投射在查巴达运动，而使得运动起变化；他进一步表示，多年以来马哥斯独领风骚，这也不是一件好事，其它成员就在他的光芒背后，无法现身出来。

  无论如何，查巴达运动已成为反企业全国化的图腾，同时也是原住农民抗争的典范。

  我走访查帕斯省的农民，他们表示，二○○六年的大选中，他们不相信任何候选人，连奥布拉多也不相信，因为在他的竞选政纲中，只不断强调穷人，却绝口不提印第安原住农民的独特苦况，企图将他们的问题轻易拨入广义的贫穷问题。

  那些原住农民强调人与土地的自然关系与权利，可是墨西哥政府要热情拥抱全球化和自由经济，连农民土地也推到市场自由买卖，并取消任何津贴政策，令他们更缺乏资源和技术改善耕种，遂无以为计，走上起义之路。

  其实，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化的过程中，农民所面对的挑战，政府有责任给予照顾，这是欧洲国家迟迟不愿放弃农民补贴的原因，因为它随时会变成棘手的政治问题，这都是中国可汲取的教训和借镜。

  不过，在拉丁美洲，其所要应付的不但是农民问题，还有印第安原住民的问题。在墨西哥，原住民虽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可是，这牵涉的不是一个数目，而是人权。在与墨西哥人有限的接触中，我发现即使不是原住民，一个普通的墨西哥居民，他们对土地也拥有浓厚的感情，他们经常把美国百多年前吞并墨西哥土地之历史挂在口边，对土地感情尽显露于此。

  人类的历史是一页土地争夺与文明毁灭和重建的历史，查巴达运动则把拉丁美洲原住动正式搬上国际舞台，从墨西哥南部到危地马拉，有来自古文明的马雅人故事，而我的下一站，就是危地马拉。

  ①高地酋乃是从西班牙语caudillo翻译而来，泛指拉美在十九世纪独立后出现的军人独裁统治现象。可参考《拉丁美洲军人政权之研究》，作者汤世铸，知书房出版，一九九六。

  被南方朔称誉「将会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女子传奇」的张翠容，多年来，仍是坚守报导新闻真相的初衷，继续行脚于第三世界。

  这回，她将镜头转向中南美洲，从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一路至巴拿马、玻利维亚、厄瓜多、古巴等……，试图勾勒出拉丁美洲各国在面对全球化的情势下，其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甚至经济面如何受到冲击，以及因其所衍生的社会问题的整体面貌。犀利、理性而宽广的视角，以及具人文深度的文字，让读者对拉丁美洲有个全面性的思考和认识。

  墨西哥，是张翠容的首站。一走出机场，踏上墨西哥城市中心，迎接作者的是一派国际都会俨然挤身财经仕林的繁荣热闹。的确，近年来，许多的国际性会议，如财经、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等都会在此地举行。不管是街头林立的高雅咖啡馆、装潢不俗的餐厅，即便是与作者插身而过、穿着干练利落的男男女女，在在让作者彷如置身美国华尔街。

  是啊!这光景不正是源自美国的”翻版”吗?心里正诧异者，身旁的记者朋友冷不防地说：「这是墨西哥与老大哥美国合作所创造出的双赢局面。」当真如此?如果墨西哥的经济开放政策确实为墨国创造财富，何以墨西哥仍然社会革命不断?又为何会出现马哥斯之类的现代罗宾汉?

  此刻张翠容心里有太多的“为什么”。对眼见耳闻的事总是带着质疑，勇敢寻找真相的张翠容，开始走访偏远小镇，她希望在墨西哥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找到解开心中疑问的答案。她看到工厂里的工人尽是放下锄具的农民，因为自由贸易，农业萎缩，农民没田地可耕种，维生的工具没了只好到工厂。她在政治小镇Atenco见到一个小女孩对着她舞弄两把长刀，作者笑着问她几岁?她说8岁。才8岁耶，便跟着大人赶着要去!在她小小心灵已经知道：我们别大选只要革命，我们要拿起长刀保卫尊严与土地。她也眼见一个贫困小区，延着弃置的火车轨道建起了房字，这些房子都是密不透风的拥挤货柜车……这些亲身经历的一幕一景，让张翠容心下清明，原来，「墨西哥，最接近经济老大美国，却是离天堂最远的国家。」

  危地马拉，位于古代最辉煌马雅文明的中心位置，丰富的文化遗迹让瓜国蕴育出一股沉静的时间氛围，让作者惊叹的是，连这里的人都彷佛是踩着时光轨道而来，处处感受到历史的重量……然而，如此的文明古国却背负着一段「大屠杀」的黑暗历史，马雅民族遭受残酷的迫害与残杀。时间走到今日，马雅人年年悼念，却只能偷偷地为这段历史哭泣。

  置身于危地马拉境内，张翠容体悟到瓜国的历史是沉重的，而今日的瓜国人民并没有摆脱压力与恐惧，长达三十六年的内战，彻底将危地马拉变成了一个充满暴力、神经兮兮的国家。……

  阅读拉丁美洲的历史，如同阅读一页重要的全球化历史；而阅读拉丁美洲的历史，也就像阅读一页核心与边陲之境角力的历史。张翠容一路行来，仍然一本新闻记者的热情与正义感的初衷，透过理性的观察和犀利文字，真真实实地呈现了中南美洲在面临全球化的经济发展洪流冲击下，其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等整体面貌。

  写到第四本书，依然是「艰苦我奋斗」。多次到拉美地区采访，都是在紧拙的条件进行。

  在委内瑞拉，外国记者为安全尽量下塌于中产地区的酒店，但我在资源的限制下，无法不入住当地人眼中的「贼窝」。一次，委内瑞拉一个华人社团主席梅医生知悉我所住之地，吃一惊，借出他的座驾，并派了一名军警持枪护送我到机场去，这是我感到最温暖安心的旅程。

  在颠沛的路途上，拉美人民的面貌却从模糊不清到渐现出清晰的轮廓，我是多么的百感交集，我在他们身上领会到困乏的滋味。

  在玻利维亚，到处都是擦鞋童，他们眼神迷惘。其中一位约八岁，老是看着我，双手冷得发抖，我给他买了一个小小的炸洋葱圈，他似乎不感相信，接过洋葱圈便马上飞奔而跑。

  在拉丁美洲，随贫穷而来的饥饿是一场无声的屠杀，这是一个「人祸」的老问题，革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有人曾经这样说，如果人在一生没再次出现过一次个人的革命，那是遗憾的。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出走记固然是一次触目的个人革命，可是，谁人可承受革命带来的震荡？还有革命里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大部分人都选择安于现状，况且革命也实在吓人呢！

  革命发生在国家的层次就令人联想到动荡、暴力、流血，原本以为能上天堂，结果却下了地狱，乌托邦瞬即成为负面之词，莫问乌托邦是不是真的存在，即使存在也未敢触碰。

  乌托邦的确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从德国的希特拉到柬埔寨的波尔布特，他们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虽各站左右的极端，却又只是一个铜币的两面，他们同是地狱的使者。而天堂，在哪里？

  或者，拉美人未敢奢望天堂，但仍不会放弃心中的理想角度，总是要往前走，在这个廿一世纪，不是光靠一个人，而是依靠公民的力量，去闹革命。

  因此，今次的革命没有暴力，也没有流血，就是透过民主程序和平进行，可是这仍然为国际主流媒体带来非常大的震撼，负面报导铺天盖地。

  他们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是个「疯子」、「反美狂徒」；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是个「」、「毒贩」；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是个「民粹主义者」、「独裁者」。

  虽然有另类媒体换一个姿势，从另一角度去审视今次拉美的现象，但，我们听到吗？

  我们都是在主流媒体的喧闹声中去认识拉美地区，我们的思考，有多少受着媒体的影响？又有多少受着我们过去的殖民地式教育影响？

  我们爱以左与右来区分立场，但我认为有很多时候，根本不是左与右，而是上或下的角度，这就是你选择站在强者/征服者那一边，用精英的角度去认知世界，还是选透过弱者/失败者的眼睛来审视世情？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于零九年初接受耶路撤冷文学奖表示，作家永远站在鸡蛋的那一边，如此说来，这不仅是上或下，还有石头与鸡蛋的观点。

  当我走进拉丁美洲，革命便发生在路上。去采访革命者，原来革命也在采访者的心灵里不经意地流淌着。毕竟，革命应是从个人开始的。

  在古巴，我有幸亲身窥视了切格瓦拉那一部革命前夕的真实摩托车。它，被放置在静默的角落，满身历史的尘垢，但，仍不脱理想的光彩。它，折射出一种广度与深度的生命旅程，背负的是人类恒久的任务。

  我凝视着传奇的摩托车，过去总认为自身经历了多少的艰辛，这一刻，才明白我一直受到富足的香港宠坏了，变得自以为是和夸大自己的痛。相比之下，我的「艰苦奋斗」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是那么的相形见拙。

  想到此，我的精神又抖擞起来。从张罗经费、采访安排、到搜集资料，虽然一切都是单人匹马，却不感到孤独。回到香港，我困在犹如密室的小书房里，为拉丁美洲挥笔疾书，看不见有月色相伴，也听不到海浪的声音，同时又要为生计奔驰，但未敢抱怨。

  拉丁美洲是一个幅员广阔的大陆，当我疏理这个大陆在廿一世纪「染红」的现象时，发觉他们除了面对外围极强大的干预之外，该地区内部亦存在不少挑战，而最大的考验是团结，还有原本有下而上的改革，最后会否倒过来变成由上而下，以至难逃权力愈见集中愈腐化的宿命？

  此外，也有分析家担心，政治的解放是否也能导致生产力的解放，以达至经济自足？革命的成果的持久性也系于经济，人民尝不到经济利益亦会同时推翻革命。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谁能确定是次革命能维持多久？无论如何，我已用了最大的力气去把这一场国际侧目的实验忠实地记录下来，一个时代，一段历史，这或会敌不过时间的冲击，但我所接触过的人物，所经历过的事情，已化作春泥滋养着我的生命，我期待这亦能滋养着你们的生命，生生不息，一个又一个的浪花聚集起来便成为滔滔的大海，推动我们往前行。

  最后，我把此书献给那些为世界流了一把汗的人，包括我的父母，他们为子女流尽大半生的汗水，却是衣带渐宽终不悔，在那一个无眠的晚上，当我完成整本书之际，内心感动之情如波涛翻腾，无法按奈下来。

  「……真正的旅行者只是这些人……他们永远不逃避自己的命运……他们总是说：『上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