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两年前颇受赞扬的《十点建议》，两年后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分子”的罪证。

  项南离开了团中央，被下放到北京市东郊农场参加劳动。那年的秋天，灰暗的云块，缓缓地在天上移行。阳光暗淡，天气阴冷，给人一种荒凉寥落的感觉。那天，上头通知项南去东郊农场劳动，时值1958年国庆前夕，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节。汪志馨强忍心中的悲痛，为项南打点行装，送他去东郊农场报到。她鼓励他说：“坚强起来，家里的事不用挂心，我们会做好！”

  这是一对甘苦与共、患难同当的夫妻。汪志馨与项南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经历日伪军残酷的大“扫荡”，也经历过苏北整风那种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不管外部环境多么艰苦，也不管受过多少委屈，项南总是乐观地安慰她，告诉她，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时，他说：“严冬很快会过去，春天转眼就到来啦！”

  农场场长郑琮喝的墨汁不多，但心地善良。有一天，他从报上读到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的一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特地抄下送给项南说：“看来，是党在考验你，将来有‘大任’给你做！”

  项南笑了一笑，内心很感激场长的关心和鼓励。他本来就是冠豸山农民的儿子，很快和农工们打成一片，并成为农场领导的主心骨。在时任农场领导的郑琮和李众仆的心里，项南虽然不是上级任命的场领导，却是他们大家公认的“领导”，农场大事小事都和他商量，许多事情党委讨论时都让他参加，最后也都是照他说的办。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他“铁项头”。

  东郊农场是北京最早组建的国营农场之一。1958年又将来广营人民公社合并进东郊农场，改称和平人民公社，后来又改为中阿友好人民公社。项南刚来的时候，农场方面曾接到通知，要注意“右倾分子”项南的言行。项南来了一段时间后，大伙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坏人呢？

  1961年，又是金风送爽时节。首都北京在历经两三年“”的狂热后，好不容易迎来秋高气爽、分外宜人的凉秋天气。金水桥畔，到处飘浮着桂花的沁人心肺的芬芳。这正是：“芙蓉秋水菊花黄，满目秋光桂枝香。”

  这天，项南扛着锄头，正与农工们一道下田干活，望着伴随白云飞翔的一群丹顶鹤，和秋色连波的丰收田野，情不自禁地哼起唐代诗人刘禹锡名诗《秋词》：

  项南正起劲地挥锄干活，团中央办公厅派车把项南载回机关。在自己办公室，泡了一壶龙井茶，同项南一边饮茶，一边亲切交谈。表明了自己对项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案的看法，告诉他不必去东郊农场劳动了，将调第八机械工业部工作，静候中央组织部的通知。

  内疚地说，对你的批判，我明知不对，却终究没能顶住压力。这是我做的亏心事！的确，项南与梁步庭被打成“右倾分子”这件事，一直让内心难以平静。这两人恰恰都是他最亲近的干部，团中央起草文件主要是依靠他们。梁步庭算是“软着陆”，后来撤销了处分，还留在团中央。而项南本来只是撤销职务，下放东郊农场劳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按上边的指示，对项南这些“右倾分子”加重了处分，行政降两级。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工资要减少几十元，项南家庭人口多，经济负担重，降级真是雪上加霜，项南也“难”上加“难”了。

  难能可贵的是，在批判《十点建议》的时候，项南承担了全部责任，没有一点推诿，实际上也是为团中央书记处承担了责任。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努力想办法为项南。但这些努力随着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和批判彭德怀，“翻案”事件因而化为泡影。

  但是，还是抓住了一个机会。1961年7月19日，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报告》，要求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知识分子进行甄别。这一批示和同年9月中央统战部、组织部、宣传部共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改造分子工作会议传达出的信息，使觉得有可能解决项南的工作问题。

  知道，让项南再回团中央工作是不可能了，项南自己也一定不愿意再回团中央工作。但是哪个部委能接收项南呢？他想到了八机部部长陈正人，这是一位实事求是、爱护干部的老领导。陈正人当年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连都亲切地称他为“老战友”。一次在开会，找到陈正人，向他介绍了项南以及他父亲项与年的情况。陈正人十分感动，满口答应。他对说，让项南到农机学院去当院长。

  摇摇头。他对陈正人说，把项南放在农机学院有点可惜，项南是个难得的人才，是个笔杆子，你把他放在自己身边会更好。

  不久，项南接到中央组织部打来的电话，要他到第八机械工业部找陈正人部长报到。项南急忙找到场长郑琮，请郑琮开摩托车送他去八机部。

  场长驾车到八机部后，在外头静静地等候，他知道谈的时间越长，对项南的事情越有利。结果，项南和陈正人部长足足谈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一看项南满脸喜色，郑琮知道一定是好事。没等郑琮开口，项南对他说，走，我请你下馆子！那年头，下馆子吃饭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此时正是困难时期，大街上行走的人们大都面有土色。两人交往几年了，一向节俭的项南第一次，请郑琮到大街上饭馆吃饭。

  两人一落座，项南就对郑琮说，组织上给我重新安排工作了，到八机部办公厅工作，陈部长跟我谈了很多。你知道吗？陈正人部长可不简单呢，他是老资格，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当过江西省苏维埃主席。

  让项南这么“著名”的“右倾分子”去八机部工作，而且一去就在部机关担任办公厅副主任，不能不佩服陈正人的胆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样做在政治上有很大风险。那时候人们对“右倾分子”唯恐避之不及，哪有几个像陈正人这样的部长，敢要一个“右倾分子”到身边工作呢？

  项南在早听说过，八机部是“钦定”的一个非常部，原称农业机械工业部，成立于1959年。国务院序列里原来并没有农机工业部。1959年4月29日，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发表了一封致省、地、县、社、队，直至生产小队一级的信，在信中提出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称“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同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确定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主席再次提出要成立农业机械工业部。甚至说，如果找不到部长，那就由他来当这个部的部长。当时，这在成为重要新闻。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正人，主动请缨去组建农机工业部。1965年，该部又改称为第八机械工业部。

  来自闽西农村的项南，深知农民肩挑腰弯的艰辛，对农业机械化早就心领神会。项南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与先后参观考察过长春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鞍山钢铁厂、富拉尔基机械制造厂、洛阳拖拉机制造厂、洛阳矿山机器厂、克拉玛依油田、兰州炼油厂等大型国营企业，对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成就感到由衷自豪。他不止一次萌生过投身于祖国工业建设的想法。

  到八机部之后，项南带着理想的激情与甘当小学生的谦虚态度，认真刻苦学习和钻研农业机械问题。他还利用工作之便，向所接触的许多农业机械专家请教，很快就由外行变成了内行。

  陈正人部长是一位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作风踏实、善于调查研究的领导，每年总会有4个月左右的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项南一到八机部，就跟随陈正人部长下基层调研考察，熟悉中国农机工业的状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很快成为陈正人部长的得力助手。

  在陈正人部长的鼓励下，项南到任不到一年，就于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根据会议精神，联系实际，撰写了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农机科研工作要走在农业机械化的前面》。这篇文章受到多方关注和好评，受到同志的重视。项南也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农机政策方面孜孜不倦的研究与探索。

  几个月之后，他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更有分量的长文《农业机械化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从“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道路和方法”“要求和步骤”“经济资源和技术政策”“科学研究和技术队伍”等12个方面，对中国实现农业机械化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应有的对策等做了详细阐述。

  项南在文章中谈道：“要注意引进外国农机产品，收集最新的科学情报，利用各国有用的经验。”在这篇长文的最后部分，项南描绘了一幅中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理想蓝图：

  “农业机械化所需要的是一种新人，他不但要能熟练地掌握现代技术，而且要具有新的道德品质，全身浸透集体主义精神。要多少这样的人呢？我们如果从设计、科学研究、制造、使用管理，以及为它服务的供销、运输、基本建设一直到培养这些人才的学校通通设想一下，就大概能知道需要多少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制造工人、拖拉机手、管理人员和学校教师了。这个数目何止几十万、几百万。可以说，机械化，就是要把我国几亿农民都变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世界上一支最大的现代化的农业大军，也是技术改革所引起的又一次深刻的革命。”

  十分关注农业机械化问题。这篇文章引起了他的关注，也给党内许多关心农业和农业机械化问题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年以后，、在与项南谈话时都提到过这篇文章。

  项南到八机部工作一年多之后，爱才重才的陈正人部长就任命项南为八机部农机局局长，直接负责农机工业的生产与管理。

  在八机部工作的四年多时间里，项南对农机事业倾注了满腔热情，他与八机部的领导们一起，每年花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基层调研，孜孜不倦地探索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前进方向与应该遵循的科学规律。

  项南虚心向专家、学者和农机技术工人学习，对农业机械问题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在借鉴国外农机化经验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

  1963年到1964年间，项南用五个月时间，深入中南、华北和东北农村，对九个省市区的农业机械化问题进行当地考验查证。他还下功夫，对广东省南海县、湖北省新洲县、辽宁省阜新县的农业机械化先进典型经验进行总结。返回北京后，项南将调研中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加以整理和提炼，写成上万字的考察报告。周恩来总理读完这篇报告曾对项南提出的观点表示赞许。

  项南在报告中，对于中国农业机械化道路作了探讨，提出可行性的建议。他认为，中国不像苏联、美国有大片荒地可以开发，也不能实行粗放经营。中国没有英国、西德那样高的工业水平，很难使用大量的化肥和机械。他感到日本的经验，看来与我国比较接近的只有长江、珠江三角洲等滨湖地区。就整体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验适用于我国。因此，项南建议，我们在吸取国外有用经验的同时，必须走出一条自己的农业机械化的路子。项南这一系列意见和主张，显示他的钻研精神和洞察力，经实践证明很有创造性，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决策提供可行性的参考作用。

  项南在深入各地考察农业机械的生产与使用情况后，撰写了《谈稳产高产和农业机械化》《再谈稳产高产和农业机械化》《农业机械化问题考察报告》，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和《中国农业机械》杂志上，对指导中国农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饶有兴趣的是，项南的思维变幻莫测，他从实际出发，小处着手，又从微观角度突破，闯开一条发展新路。1962年9月，他撰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农村手推车见闻》。在当时的农村，一辆小小的手推车就能解决很大的生产问题，推动着中国农业机械滚滚向前。

  项南在陈正人部长的支持下，对“小”字做全面解剖。根据项南的调查，在当时的农村生产中，差不多劳动力的40%都用在运输上。可是，相当广泛的区域却还在使用已经沿用了2000多年的木轮推车，有的依然靠肩挑搬运。即使有了少量的胶轮推车，却又因为没有了解农民的生产习惯，不能适销对路。为此，项南的调研文章从“农村迫切地需要运输工具”“农民喜爱手推胶轮车”“农民喜爱什么样的胶轮车”“农民对手推胶轮车的意见”四个方面提出了对手推胶轮车的生产销售所有的环节进行改进的意见，受到了生产厂商和广大农民的欢迎。

  陈正人和项南这一代中国农机事业的开拓者，他们主导的中国农业机械化事业，正是从这样小小的手推胶轮车开始起步，推向大有希望的广阔前景。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又过去了三个年头。项南在八机部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颇受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1964年，项南跟陈正人到中国拖拉机第一制造厂“蹲点”，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运动。指示，蹲点，解剖麻雀，是一种很重要的领导方法。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运动和斗争中，取得比较系统的经验。

  这次“蹲点”时间长达一年，不是一般的调查研究，而是一次真正深入工人群众的劳动实践。他们拜工人、技术人员为师，边劳动边学技术，既学手艺又学管理。

  这次“蹲点”非同寻常，下的是真功夫。项南与陈正人部长等将办公场所从北京转到洛阳。他们住在工厂简陋的宿舍里，一日三餐与工人一起排队吃大食堂，每天和工人一样按时上下班，从不搞特殊化，受到了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工人的高度评价。

  1964年12月4日，陈正人嘱咐项南起草给中央的报告，汇报了“蹲点”的收获和体会。1965年1月29日，肯定了陈正人这种深入工人群众参加生产劳动实践的做法，并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指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斗争状态中，最后也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引自《项南画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

  毛主席的批示，是很令人鼓舞的。“蹲点”一年，使项南对大型农业机械装备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农业机械工业部改名为第八机械工业部。无论部委的名称怎么改变，在项南的心里，农业机械化的前景都充满了希望和光明。

  项南知道，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农民的情况如何，一直牵动着的心。新中国成立之后，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拥有世界上最多农业人口的国家几亿民众的吃饭穿衣，是和中国人苦苦思索与探求的问题。

  当时，凡是有关农业的活动，都很关心。1950年5月，为了尽快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农村生产力，中央和政务院在举行了一个为期50天的新式农具展览会，党政军领导都去参观。

  其实，举国上下都十分关注我们农机化进程。人们记忆犹新，那一年《人民画报》8月号上的封面人物，是两位女拖拉机手的照片。其中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她英姿飒爽地驾驶拖拉机行进在田野中的形象被印成日历和年画，成为那个年代的标志性人物。这些足以说明新中国领导人和亿万民众对于改良农机具、逐步实行农业机械化是多么关注和重视。

  年富力强的项南，思绪极为活跃。他少年时接受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青年时有实业报国的理想，参加革命后项南又对列宁的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的论述深信不疑。两次去苏联访问归来，项南都热情洋溢地向中国青年介绍莫斯科红场以及苏联的工业建设和集体农庄农业机械化的情况，鼓励青年投身于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

  博览群书的项南对苏联农机文学很感兴趣。1955年，青年翻译家草婴将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翻译成中文。在和项南的支持下，这部小说首先在发行量达300万份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连载，后来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发行了124万册，打破了中国当代翻译小说印数的纪录。小说的主人公娜斯佳也成为一代青年们学习的榜样。项南刚到八机部时，开口不离“娜斯佳”。他说，这个文学形象在他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难得的机遇，增进了项南的农机情感。到八机部工作的5年时间里，项南深入大江南北十几个省区进行调研，阅读了大量关于农业机械化方面的理论书籍和国际农机工业的情报资料。在陈正人部长的支持下，项南对中国农机工业走什么样的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而且取得初步的丰硕成果。

  1963年，项南到湖北进行调研，从省委领导同志那里知道了新洲县全力发展农业机械化获得棉花大丰收的消息。于是专程赶往新洲，在那里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发现了新洲刘集公社这个农业机械化的典型，总结出了著名的“新洲经验”，并亲自撰写总结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才华横溢而又机敏灵感的项南，为新洲大搞农业机械化总结了两条经验：一是他们摸索出一条在人多地少的地方怎么来实现机械化的具体道路。具体说，就是坚持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并举的方针，以动力为纲，从排灌入手，实行综合利用，发展农副产品加工，脱粒机械化和植物保护机械化，同时慢慢地发展耕作、运输机械化。这和我们一些人少地多的地方要从耕作、运输机械化入手，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二是他们实现机械化，不是依赖国家，而是主要是依靠自力更生，依靠集体经济力量，充分发掘人民公社、生产队内部的潜力，也就是阐述的“内因”论。

  通过项南的妙笔生花，他总结的“新洲经验”，使湖北新洲县刘集公社成为像大寨一样的先进典型，极大地鼓舞了湖北省发展农业机械化的积极性，他们开始在全省推广“新洲经验”，刘集公社也成为全国农业机械化的一面红旗，在神州大地上飘扬。